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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裕民: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互转

2016-02-04 16:44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作者:叶裕民

编者按:

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时期之际,中央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进行专门研究部署。会议上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做好“五大统筹”。

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放到了第一位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近30年来的城市工作由于没有考虑到城市自身成长发展的规律,过度的倚重经济考量和城市职能,在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未来新的一轮城市建设应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为此,中国城市规划网推出系列文章,与多位专家共同聚焦城市发展规律。本期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叶裕民教授解读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相互转化规律。

叶裕民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相互转化规律是城市发展规律的宏观表现。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两大主旋律。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农业为主的低效率产业体系转化为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高效率产业体系的过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效率是贯穿始终的评价指标。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一个由低收入群体为主的边缘型社会结构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转化的过程,社会进步、城乡结构和居民收入是贯穿始终的评价指标。工业化的核心任务是提高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城镇化的核心人物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创新能力。物质产品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又是由能力不断提高的人生产出来,所以“满足人的需要和提高人的能力”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短期和具体过程看,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资本积累是目标,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手段,城镇化持续提高消费工业品的能力,使工业化过程得以延续,并积累着工业化结构升级必备的要素--持续提高的劳动力素质、不断优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以及日趋完善的社会秩序。而从长期和社会进步的视角看,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和手段。

因此,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相互转化,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关系。总体而言,工业化是“阳”,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城镇化是“阴”,如果有着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健康顺利的工业化过程,则城镇化始终可以是被动的,只需顺应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营造相应的城乡制度环境、空间环境和人文环境。伴随着工业化结构的攀升,城镇化持续地沿着“一般劳动力-土地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高品质空间-社会资本-社会创新”要素升级的路径,不断积累着波特笔下的“高级要素和特殊要素”,直至把过国家送达工业化社会的彼岸,同步城镇化也完成历史使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成功完成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无一不是如此。

然而,易理还告诉我们:“阳极必阴,物极必反”。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过分突出工业化,重视物的生产,长期缺乏人力资本积累、高品质城市空间以及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人们的创造能力和消费欲望受到严重抑制,造成城市功能长期弱化乃至缺失,必然导致工业化过程中结构升级失去社会基础而难以为继。这时全面提升城市功能,提高城镇化质量成为决定工业化进程是否可持续的关键,城镇化开始转化为主导力量,全社会需要关注人力资本积累,各级城市品质的提升,以及全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建构,从而激发社会各群体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在更高阶段和层次上启动新一轮现代化进程。

在面积辽阔的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如果一些城市率先以人为本,营造出先进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要素环境,投资者便以足投票,为这些城市送去新型产业投资和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城市都能够先后与时俱进,及时转型,通过提升城市质量促进工业化升级,并形成良性互动,则国家可以顺利跨越中等和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相反,如果很长时间只有少数城市在奋力探索,缺乏大环境的良性循环,终将受阻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在整个现代化的长河中,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主导作用在工业化中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工业化中前期,产业结构以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所需生产要素多为土地、一般劳动力和小规模资本,这些要素属于广布要素,各地区普遍存在,只要制度环境适宜,投资者不挑剔城市,各类大中小城市均具备发展的潜质。但是,在工业化中后期,主导产业具备技术密集型特征,以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等高级要素为指向,只有做好了要素积累准备的城市方能吸引创新型企业家到来,城市的发展质量决定着投资者的质量,城镇化决定工业化。

以中国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来分析,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中,城镇化是短板;在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中,人力资本是短板;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社会结构是短板。“补短板”就是要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把国家和地方的发展重点优先放在提升城市质量,放在人力资本积累,放在促进边缘者阶层的中产阶级化。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央在十八大以来,始终把城镇化放在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首位,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第一要务,把提高户籍城镇人口比重、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高品质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以及建立法治社会作为建构城市社会秩序的根本立足点。

中央的发展方针政策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相互转化的规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体现。可能存在的风险是:一些部门和城市政府仍然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应对新型城镇化的任务,把新型城镇化搞成政绩化、工程化和表面化,不肯花大力气去夯实社会基础,错失国家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危及一方百姓,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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