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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兴:城镇化上半场追求GDP增长 下半场应以人为本

2018-06-26 11:3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谢孟欢 陈星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的确,城市是人的,城镇化必须考虑人。

6月22日,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发布会现场,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强调,城镇化的上半场是追求GDP的增长,“下半场必须转向以人为本。”

在他看来,中国城镇化率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后,已经进入了“第二拐点”,城镇化速度将放缓。换句话说,城镇化已经从速度、广度转向深度。正如仇保兴所言,城市既是问题的源泉,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前半场追求GDP增长,表现为先污染后治理,但后半场一定是‘绿色的城镇化’,即一要遵循城镇化内在的规律;二要在城镇化过程中还前半场的债。”仇保兴说。

城镇化进入“第二拐点”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7.9%到58.52%、常住人口由1.7亿增长到8.1亿……当然,其中也不乏挑战与问题。

在仇保兴看来,说到挑战,首先便是城镇化速度。

他介绍:“关于城镇化速度,大家意见比较集中的是1995年美国地理学家提出的诺赛母曲线,有两个拐点,一个是城镇化30%的时候起飞,第二个是70%的时候进入慢速增长,最终城镇化率是90%。”

但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仇保兴则有不同结论:“中国城镇化路径跟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路径是有区别的。”

具体来看,类似于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基本有30%~35%的人都是真正居住在农村,而且最终回到乡村去居住的趋势非常强烈。“所以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在65%的时候就会出现第二拐点,城镇化的速度会放慢。”

“现在人口流动是双向流动,有一部分人到城里来,一部分城里人回到乡村去。”仇保兴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已经进入了“第二拐点”,城镇化速度放慢了。

因此,回到农村、回到小城镇,也相应地要求当地的环境、配套要跟上,这也是城市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这几年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减少,这是很正常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恰如其时。”仇保兴表示。

此外,在他看来,郊区化趋势加强、社会老龄化快速来临、住房需求持续减少、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等问题,都是上半场城镇化留下的重要挑战,“是下半场需要还的债。”

仇保兴举例,比如小城镇的人居环境、人口流失问题,“为什么小城镇的人要住到大城镇?子女教育、就业、结婚准备、就医等因素很关键。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小城镇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城市文化传承要“抢救性应对”

在上半场“大步”城镇化的同时,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一系列“城市病”也不断凸显,下半场,如何“治病”?仇保兴也有自己的看法,“城市既是问题的源泉,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他看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城市本身的问题。

“城市现在很重要,下半场应该把建成的城市空间作为一个不断升值的艺术品。”仇保兴直言,城市应该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没文化是很糟糕的。

在他看来,城镇化上半场过程中,中国的城镇特色和历史风貌丧失,“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为了国外‘后现代建筑师’的试验场,全国各地城市都趋向‘千城一面’,传统城市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格局被破坏。”

对此,仇保兴认为,“下半场可以向黄山学习”,作为徽派建筑的发源地,黄山的发展战略有三条:第一,凡是好的徽派建筑要保留;第二,新建建筑必须是徽派,就是粉墙黛瓦。第三,玻璃幕墙建筑分期分批改造成徽派建筑。换句话说,“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在后40年城镇化过程中要抢救性应对。”仇保兴强调。

此外,随着当前技术的不断进步,“智慧城市”也成为解决城市病的重要手段,仇保兴表示:“城市硬件的改善必须从建筑到基础设施,再加上‘软件’,即智慧城市,这是调治城市病的必由之路。”

当然,必由之路还有更深层次内涵。就像仇保兴所说,下半场是“深度城镇化”,要求把治理策略扩大到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一定要有城乡融合、城市群的观念。

“城镇群的规划是时候了,因为中国城镇化下半场就要解决城镇群里的欠账。”仇保兴说道。这也要求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之间要基础设施共建、生态环境共治、不可再生资源共保以及支柱产业共塑。“深度城镇化要求把城市治理策略扩大到城镇群和城乡关系的大范围,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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