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确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定位，做好“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指出，坚持国家属性。强化大遗址的核心文物资源地位，突出中央主导、央地互动、部门协调，压实政府责任，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考古支撑。发挥考古研究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基础作用，将考古研究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全过程，不断廓清大遗址价值内涵，明确保护重点，丰富展示内容，拓展传播渠道，全面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贡献。坚持保护第一。推动“先考古、后出让”政策落地，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引导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并重，促进考古、保护与展示措施有效衔接，系统保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文物本体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展示利用。坚持合理利用。以“价值利用”为导向，兼顾“相容使用”，发挥大遗址的社会教育功能和使用价值，充分运用创意、科技手段多维度、多方式展现大遗址价值内涵，让大遗址活起来、传下去。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不断健全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丰富保护利用传播技术手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融合发展。正确处理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分类管理、多方参与、社会共享，探索文物领域深层次改革，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推动大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规划》提出，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成型。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总体安全，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展示利用、教育休闲、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彰显。

《规划》要求，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重要大遗址编制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系统持续开展考古测绘、调查、勘探和发掘，搭建全国大遗址基础信息数据平台。完善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健全完善大遗址规划体系，突出《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指导作用。深化理论制度研究与科技应用，重点开展大遗址价值标准、预防性保护、权益分配，以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物补偿、土地增减挂钩等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实施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城乡建设需求，统筹开展文物本体抢救保护、文物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和文物安全防护设施建设项目，实现大遗址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综合保护。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实施大遗址展示提升工程和大遗址研学精品工程，推介一批实证文明起源、彰显文化传承、见证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的大遗址展示利用项目。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开展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新增10—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培育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等20—30处立项单位。构建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经济圈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成重要大遗址、国家遗产线路、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为代表，“点、线、面”相结合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体制机制，强化中央主导、央地互动，支持大遗址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公园，探索中央与地方合作共建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