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小传

何永教授，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师从著名城市生态学家王如松院士。1988-2019年就职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北规院”，下同），多次获得全国优秀规划设计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被评选为北京市爱国立功劳动竞赛标兵、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在城市生态规划、限建区规划、低碳发展规划、韧性城市规划等领域，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对全国城市生态规划专业的开拓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9月27日，在北规院对何永教授进行了访谈。本文以此次访谈为基础，详细介绍了她和她的团队在生态规划领域开展的工作探索和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

赵丹：您本科是在清华学的环境工程专业，刚入职北规院时，在市政所从事了大量与市政相关的规划工作，后来转向生态规划研究。您能谈谈这个转变过程吗？

何永：

我是学水的，刚毕业到北规院市政所排水组，做的第一个项目是《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出水合理利用研究》。当时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正在筹建当中。那么，一百万吨出水怎么用？这么宝贵的资源，加上北京又这么缺水。所以，我每天早上上班后就骑自行车到郊区的工厂去调研，一个个工厂去跑。工厂给我们看各种用水设备、与水质的要求，还提供许多水利资料，中午还在食堂请吃饭。一百六十多个工厂跑下来，对于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感触非常深。因为了解到了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工厂到底怎么用出水，这些设备与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运行过程中与市政管线、污水之间调度的关系。这项研究是我获得的第一个院优一等奖，得到了市政所老前辈的肯定。

后来，我任给水组组长，主持并参与了很多有关节水和水资源的规划项目。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前期研究，包括北京的配套设施、水量的分配等，做了大量基础工作。1996年，我们和市节水办一起完成了第二版“北京城市节水2010年规划研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成果对城市水资源进行综合研究，将城市供水、用水、排放等子系统筹起来，初步实现了从工程思维到系统性思维的转变。但真正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理解城市问题，还要从去澳大利亚留学说起。

我于1998年通过考试获得北规院的公派出国资格，得到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的资助，赴昆士兰大学读环境管理硕士，专业方向是可持续发展。我们有一门重要的课程是“problem solving”，这个课上老师批评我好几次，说我总是陷入工程师思维，陷入细节。老师讲面向问题解决和管理首先需要有“big picture”，也就是从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入手，来考虑解决方案。我后来蹲在图书馆查了很多书，主要是看他们研究的思维逻辑，发现和我原来工程性的思维有很大差别。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强调“big picture”的重要性，在研究中首先需要有系统性的完整框架，然后来定位具体的研究问题。

王雅捷：您刚才谈到的是从方法论层面，比较工程师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差别，是不是也就意味着生态规划与一般的工程规划相比，更重要的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何永：

是的。所以Odum1讲“ecology is a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生态学基础》），强调的就是生态是环境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它是个关系学，更强调这种系统性。此外，在做具体研究项目时候的思路和方法也有很大差别。

我们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做了一个“Moreton Bay Study”项目。布里斯班中间有条河，叫布里斯班河，河的下游就是Moreton Bay。这个研究基于海湾是受纳水体，而平原地区流入河流的水质，对于海湾的整体水质、生物多样性等产生影响。对这个过程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包括病理学和毒理学、水质水量的研究等。

我回国之后就特别想在北京开展这个工作。直到2015年，赵丹结合水污染防治和海绵城市建设，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但由于学科的割裂，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深度。现在科技部已经把环境污染领域的病理学和毒理学研究，提到未来十年国家重点学术发展方向里了。

王雅捷：您从澳大利亚回到北京，是什么契机让您转向了城市生态规划的研究？

何永：

这还要从2005版北京总规编制说起。在工作的几十年当中，能参与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是非常幸运的。我2001年回到院里工作，从澳大利亚带回来160公斤的书籍资料都特别宝贵。2002年春节开始，由朱嘉广院长（北规院原院长）牵头筹建研究室，为总规修编做准备。调了五个人到研究室，赵峰任主任，我是副主任，李伟为主任工，还有崔承印和刘欣。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特别是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对城市生态规划的探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在澳大利亚时，有幸得到老师的资助，去悉尼奥运会2参观学习，回来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在《北京规划建设》期刊的“从奥运走向未来”专刊中，撰写了“悉尼的绿色奥运”一文，介绍了悉尼如何在奥运场馆的规划、设计、管理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贯彻环境保护的思路和做法，为北京实施“绿色奥运”战略提供了参考。

朱院长也提出，在这版总规编制中要有生态的内容。最初撰写总规问题回顾时，我负责水的部分，徐彦峰负责动力部分。我们到基层收集了大量现状问题，作为总规编制的基础。但是，如何在战略层面，搭建起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导向的规划框架，还需要专业性的顶层设计。我在澳大利亚所学的内容与北京的规划管理差别比较大，无法直接借用，亟需了解中国本地情况的生态专家加入。

我找到我的师姐苗鸿，当时她是中科院生态中心人事处处长。请她推荐城市生态的专家，以便在总规中加入生态学的思想和方法。她给我推荐了王如松老师，时任生态中心“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我记得特别清楚，2002年我和赵峰主任第一面见王老师是在他的办公室。我们说明来意之后，王老师特别支持，表示非常愿意参与北京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当即成立了一个包括十几位硕士、博士及副研究员的工作小组，院里和这个工作小组开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

到2002年底，我们完成了北京总规前期研究中的“生态北京人口承载力分析研究”。这是北京第一次在城市人口规模的研究中，从生态视角进行系统性的量化分析。采用了13种方法计算北京的生态承载力，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包括无量纲化、指数的技术方法，小组中的胡聃老师还计算了生态足迹。这项成果报给市规委后，得到了委领导的高度赞赏，认为思维角度很创新，数据基础很扎实，获得了委里的科技进步奖。这项成果也为2005版北京总规提出1800万到2000万的人口规模提供了量化依据。

王雅捷：当时为什么要选择人口承载力这个切入点？这个想法是如何提出的？

何永：

对北京人口发展规模的判断是当时总规修编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争论的焦点，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大家对这个工作也有很多困惑。2000年广州编制了全国第一个空间发展战略，其中已经出现了将生态本底和环境容量作为空间发展前置条件的思想3，而我们的人口承载力研究则在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都更进了一步。

2003年开始，按照市领导的要求，中规院、北规院和清华大学三家机构，背对背开展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的研究。清华大学由吴良镛院士领衔，从区域视角提出功能疏解和城镇空间布局的构想，其东、南、西、北四个国家公园的设想一直保留到现在；中规院提出了33个空间结构设想，其中包括在中心城以东设置副中心的方案；而北规院最大的亮点就是基于生态承载力的人口规模发展预测，其中最核心的生态控制要素包括水、绿色空间等，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

此外，我们还在这次空间发展战略中，开展了生态专项研究。当时全国的总体规划都未做过完整的生态专题，既没有专项规划也没有专题研究。王如松老师非常敏锐，提出来把红、绿、蓝、灰四个空间进行耦合，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其生态关系，这就是王老师提出的共轭生态规划思想。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他的思想方法、观念，包括分析手段等仍不落后。

最终2005版北京总规修编成果包括四个分册，第二分册就是生态分册，取名“综合生态规划”。作为当时全国的第一本，上报国务院得到了总理的高度肯定，认为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规划。这个重大创新是我们生态专业在前面几十年的积累之上才得以形成。

之后，我们还编制了限建区规划、山区和浅山区规划、亦庄新城生态规划等，可以说对于城市生态规划这个专业的探索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

2005年何永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左起：崔承印、李伟、郭莉莉、邢克宁、何永、施卫良、郭睿、赵峰、龙瀛、谷一桢、刘欣

王雅捷：您后来又陆续开展了低碳规划、韧性规划、通风廊道等多种创新性很强的生态规划工作，对于这类工作如何着手，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何永：

这种开创性的工作确实有一定难度，有几点想法可以和大家交流。

一个是要不断追踪行业发展的前沿，了解国际最新动态。我最初的生态规划思想启蒙就是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形成的。2004年跟施卫良院长（北规院原院长）去首尔访问，考察了清溪川的复原工程。当时清溪川正拆了一半，这样我们就有难得的机会下到槽里，去看了它的工程情况。

2004年北规院部分领导职工赴首尔考察

前排左起：崔承印（左1）、何永（左2）、施卫良（左4）、路林（右1）

2006年我在法兰克福参加中国、印度和德国三个国家的超大型城市规划论坛，介绍了2005版北京总规。后来参加2016年基多联合国人居Ⅲ大会，回来后即将《新城市议程》中的韧性、包容、治理等理念融入北京的规划探索。这些年，我跟国外的学者一直在交流中，保持我们在学科的前沿位置，同时也与国际同行建立较好的联系，与国际生态联合会的主席、副主席等著名的大家也有学术交流。

2007年何永邀请德国建筑与规划大师Albert Speer赴北规院讲座

当然，这里面还要考虑到国内的发展阶段，引进国外的发展经验不能过于超前，一定要在国内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已经出现苗头的情况下进行，大概是快半步最合适。如果过于超前，可能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了，很难推广落实下去。

再一个，生态规划不是法定规划，在城市规划行业是非主流专业。这个时候一定要开门搞规划，联系社会上的生态学家，发挥各家所长，一起共同努力。如2005版北京总规里的生态规划研究工作，由当时生态领域的首席专家王如松在复合生态系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另外，中国环科院高吉喜完成了景观安全格局研究，戎安老师提出了“冷桥”的概念，欧阳志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王凯在北京环保局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实际上，北京的生态规划是采众家之所长的过程，并不是闭门造车，这也是我多年的心得。

最后一个就是工作的开创拓展和人才培养要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低碳规划的系列研究，一方面和市交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宇恒等科研院所的专业团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从碳排放核算、碳汇、低碳交通、低碳产业、低碳建筑等专业专项角度，培养每个人独立承担一个领域的研究能力。通过五六年的工作积累，不仅填补了专业空白，而且把年轻同志们都培养起来了。

赵丹：现在正值城市规划进入更加深刻复杂的阶段，您作为一个资深的生态学家和规划专家，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期许和寄语？

何永：

城市规划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承担了大众的更多期许。对于规划师，对于从业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和复杂，规划师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与挑战。我参与人居Ⅲ大会中生态与韧性城市组工作，其实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在寻求出路，寻求解决方法。

现在大家有个共识，就是城市规划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物理规划的方案，而是一个综合的决策过程，很多要用社会学的方法，包括公众参与、决策手段、征求民意、征求专家意见。过去也有人攻击城市规划不是科学，不像医学，现在我们要向两头延伸。我们要做科学性的研究，要做量化的分析，在宏观复杂和量化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还要面向公众，让他们越来越多的参与规划过程。

从生态学本身，现在为全世界生态学家所认同的是马世骏先生和王如松先生提出的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就是研究社会、经济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把这几位老先生未竟的事业传下去。怎么样把这个哲学逻辑放在城市规划当中，特别是指导科学决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们做生态规划的理想。

1. Eugene Pleasants Odum，是著名的美国生态学家，他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生态学，使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发展了人类生态学。他编写的《生态学基础》一书被世界各国学界所采用。

2.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公认的有史以来第一届以绿色奥运为主题来开展各项建设和组织的奥运会。

3. 2000年广州市组织了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可以看作是空间发展战略的开端，其中提出了将生态网架（山水体系）作为空间结构的基本构架，体现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容量的分布特点。（张兵.关于“概念规划”方法的初步研究——以“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实践为例[J].城市规划,2001(03):53-57.）

采访及撰稿：王雅捷、赵丹

作者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