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第三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文化遗产保护专场“遗产价值的当下思考”召开。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杰教授作为主持人首先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邀请各位专家在遗产保护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遗产关注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对遗产在当下社会的价值认识等问题展开讨论。

吕舟：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价值问题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从他所承担的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工作开始谈起，讨论遗产基本价值认识的拓展。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保护，价值认识是确定保护对象和保护方法的基础。在原《保护准则》中公认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本身虽毫无争议，但经过多年的实践工作发现，三大价值往往不能涵盖保护的全部对象，而有些对象也不能简单地用这三项价值来评价。原有的价值标准认识体系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2000年以来兴起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保护对象价值的新认识。

在《准则》2014修订版关于文物古迹价值的论述中，增加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表述。与创造出来就具备的原生价值（如艺术价值）不同，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积淀，并与文化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比如云阳张飞庙，形制虽为普通地方寺庙，但它处在长江三国文化链上，当地人每年都要办庙会祭张飞，形成了重要的地方社会与文化活动传统。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和社会价值，以及最终的保护措施。

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各类文化遗产上体现出来的重要价值。文化价值包含了文化多样性、文化传统的延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等相关内容。社会价值则包含了社会大众的记忆、情感、教育等内容。金沙遗址博物馆、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沈阳劳动公园、三坊七巷南后街，都是当代生动的实例。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新的价值认知，将会对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产生重要的影响，促进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

周岚：历史空间的当代创新利用

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获得当代活力，是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周岚博士讨论的主题。她的报告包括三部分：文化遗产价值的个人认识，江苏省建设厅组织的“历史空间的当代创新利用”设计竞赛，以及江苏省多个地市城乡建设中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实践工作。

她指出，历史遗产与文化传承是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纽带，需要通过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断挖掘，让大众成为中国文化和历史记忆的载体、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

江苏省“历史空间的当代创新利用”创意设计竞赛正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社会大众价值传播的一大探索。竞赛的主旨是让文化遗产保护从小众走向大众，通过参与者对历史空间的认识与利用思考，从大众的角度深化社会大众对历史环境的认同感。为了让更多人参与，竞赛是开放的命题，没有指定空间范围，也没有规定现实条件，以此鼓励历史环境和大众生活的互动关系。这个开放的命题引来了上千的设计师和团队参加，形成了兰花布村、水蜜桃村、御用金砖窑、灯光达摩古洞、城门遗址、爆炸遗址公园、长江渡口遗址、生态启示公园等多样的方案设计探索。最后又通过展览吸引数万人前来参观讨论，极大的丰富了社会大众对历史遗产的理解与认识，使这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竞赛，更成为一次历史空间价值的社会认同与传播。

可见，城市规划手段能充分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认同和活力重塑，这也是她所在的江苏省城乡建设工作所反映出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从南京、无锡、扬州、常州、镇江等多个地市的实践工作来看，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界定层级——从世界到国家，从地方到城市，乃至社区的。不用僵化的标准要求它，保护的方法就会多元化。通过“找出来、织起来、亮出来、连起来、活起来”，把历史文化遗产织补到不同层级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中，促进文化遗产在现代大众生活环境中，从小众走向大众，真正把文化遗产保护下来。

张兵：日常生活与遗产价值

遗产保护中很多复杂的局面背后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张兵博士一开始就抛出了一系列案例引出思考。他讨论了历史名城大同的新老区关系、北京琉璃厂的保护、银河SOHO等城市实践案例，并指出问题在于遗产用什么标尺衡量。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文化和专业的视角，进行体系性的理论研究。

理论上看，从20年代最早的古迹，到1961年文物保护条例，再到82年《文物保护法》，文物的概念是发展的。从文物到遗产的概念发展，给整个文化保护事业以极大的拓展。但应该看到从“文物时代”到“遗产时代”，保护工作者应该辩证地对待这种“进步”。在市场机制要起到决定作用的当前时代背景下，遗产不能简单视作是“扩大的文物”。张兵博士认为，“文物时代”所代表的是高雅、文明的小众文化，而“遗产时代”是一个全社会的大众文化。在这过程中，更要看到这背后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大众的需求，“文物时代”从精英鉴赏会走向“遗产时代”的社会大众的消费诉求。

在文物保护阶段非常重视遗产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过去还强调国家价值，让遗产的使用价值成为次要的。随着三普文物数量的增长,今天很多遗产被开发为文化消费产品。而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增大，当代生活的休闲活动失去了某种自由和创造性，文化遗产就被组织起来作为一种旅游商品。因此，对于遗产的选择也受到了当代性的影响。可以看到，实现文化自觉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

张兵博士倡议，围绕这些具体文化深层次的争论，遗产保护工作者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甄别，才能形成共识，影响日常生活。

杜晓帆：从日本灾后重建看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先生从3月底在日本召开的联合国防灾会议感受出发阐述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外，还有精神价值、使用价值、生态价值、环境价值以及国家价值。

我们提炼确认遗产的核心价值，并据此决定保护的方式，但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村落的保护，最近已成为遗产保护界最大的话题。各行各业都到村落里帮助村民，教他们怎么生活。可一个村子做了五年的工作，到最后实施的时候，问村民最需要什么，所有回答都是钱。可见知识的力量、教化的作用基本上没有被接受。所以保护村落，还是通过自身的社会需求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的院落消失是非常快的。平遥在这方面虽然做得很好，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苏州平江路也很好，但除了做咖啡厅、酒吧，或者是住宿、旅馆之外，传统的生活却很难留在这里了。对于自己的遗产，或许我们是在没有完全想好的情况下去保护。有时会觉得我们做的和真正社会的需求、和我们的理想有很大差距。城市历史遗产的商业化与社区居民生活怎么保护，工业遗产为什么改造的空间比较大，或许都还没有想清楚、说清楚。

回到日本的例子，其实真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民众相关的要多得多。海啸灾害后的重建工作中，遗产保护工作从精神层面对树立当地人的信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把他们的文化遗产重新修复，并展现出一个新面貌的时候，人们才觉得真正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原址的神社能够避免海啸摧毁，为今后住宅建设和选址提供了很好地参考。遗产保护在精神层面与知识层面对社区意识的复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遗产最大的价值应该是在我们社会民众的心灵当中——是我们心灵的需求，而不是物质的需求。如果我们的遗产保护达不到社会大众心灵的需求，任何努力都会是没有意义的妄作。

郭旃：世界遗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郭旃先生以世界遗产的价值为例，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和衍生价值进行了区分。

作为国际范围的广泛共识，《世界遗产公约》以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本体价值为基础，支撑着世界遗产的申报和监测、管理，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及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构架。

2014年丝绸之路申遗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它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国家和平共融、共同发展的宏伟事业提供了历史判断，为重大世界发展趋向提供了历史和感情的依托。丝绸之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本身，体现出大量衍生价值，是我们要提倡、要鼓励，和沿线各国共同发扬的。

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基于三大价值的衍生价值。在积极方面，它体现在激发人们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语境下，衍生价值具有自身的丰富性和歧义性。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多是基于某个族群的社会认同与文化教育传统，也容易造成不同族群文化认识中的分歧。而三大价值更容易超越一般族群、一般文化主体的纷争，取得更大范围的共识，还是应该作为价值认识的基础。

价值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根基，发展价值理论应大力鼓励，但也应十分审慎与深入探讨。世界文化遗产现在的六条价值标准，应该说都是用来论证和支撑这三大基本价值的，而不是用来论证和支撑其他的衍生价值。在三大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加上真实性和完整性，就能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国际成果。而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意义和作用必须给予新的、更高的关注。

嘉宾的精彩发言结束后，在场听众又进行了问答互动环节。通过历史街区保护的条件、三山五园的未来、三大价值的展望、历史村镇人居环境理念等问题，“遗产价值的当下思考”被推向一个高潮。在这场异彩纷呈，不乏学术交锋的讨论，对遗产价值的理论工作产生了实质的推动，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实践奠定了一个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