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5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承办的中国科协年会分会场“大数据与城乡治理”研讨会于广州举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经济地理学系副主任柴彦威教授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基于时空行为分析的中国城市生活圈规划研究》的报告。会后，柴彦威教授接受了中国城市规划网的专访。柴彦威教授解答了关于大数据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对职住平衡、城市生活圈的影响等问题。他指出，从规划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创新中国城市规划，就是要创新中国城市生活空间规划、中国城市生活时间规划、中国城市时空行为规划。

用大数据展现中国城市化发展动态

中国城市规划网记者：大数据将如何影响我们对城市，尤其城市日常生活的认识？

柴彦威：原来对城市居民生活认识的研究数据相对比较少，因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更多的是经济统计、人口普查、交通调查等数据，像有些发达国家有消费者的行为调查，消费者的行为动态、意向、意识的调查，有新闻媒体关于生活时间的调查。

但总体来讲，以前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方面，关于居民在城市空间里面怎样利用设施、消费特点、行为特点等数据不多，国家普查的数据只有人口。在对外公开的数据当中，比如说上班通勤，只有居住地的信息、就业地的信息、通勤的直线距离等。但问题在于，通勤不会直线过去，会沿着路网去；还有在通勤过程中，交通手段、交通模式都可能是多样的。所以实际上你对居民的通勤行为的认识，要有更详细的数据，但以前像人口普查是没有的。后来就有了问卷调查，我们政府做得比较多的是居民出行调查，但是出行调查也调查得比较粗，主要是交通手段、交通方式的调查。再后来我们地理学里面就有了一个叫活动日志调查，调查居民24小时、48小时甚至1周的所有行为，后来这个数据慢慢地对居民的通勤、购物、休闲这种日常行为、空间的位置、设施的利用、时间的特点都做了研究。但是调查毕竟是个人研究，它受时间、精力、人力等各方面的限制，不可能调查太多，所以这种研究的样本的量和代表性一直被置疑。这时候大数据就来了，因为大数据的好多组成是与人的行为相关的。

在信息化社会中，利用网络来促进人们在城市里面的各种生活。这些数据有了，他的特点就是大，这与传统的研究数据不一样，传统的研究数据是小而细，深入研究、案例研究、机制研究、原因研究，而大数据的特点是全样本，不用抽样，所有人基本上都生活在网络社会里，所以每个人都会在城市里面留下点点滴滴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拿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各种活动，更全面地给城市居民生活化提供整体形象，我认为这是大数据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整体的宏观特征、规律、模式的把握。同时还有数据挖掘，找到传统行为研究、城市生活研究里面被忽视的一些地方，发现新的现象，这都是大数据的好处。

城市生活是什么呢？是一个流动的现象，通勤、购物、聚会结束了就结束了，不像土地利用、建筑形态，在城市里面看得见、摸得着。人的流动你是看得见的，但是不留痕迹，留下的是数字。所以大数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看不见的人的生活状况、行为等可视化地表达出来。当大数据和可视化表达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像百度迁徙图那样的，可以做出一个城市生活流这种模式出来，这些模式对我们在城市地理、城市社会的空间现象上的理解非常重要。

我们国家城市化以后，人们的移动性增加了，这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模式越来越复杂，各种类型都有。大数据在这些方面的揭示上，我觉得特别是对大城市的生活认识上会非常重要。

我们研究组也在做这样的研究，我们从人们的行为数据做行为空间、活动空间，认识城市空间、郊区空间，现在我们进一步把它做下去，其实就是城市生活方式，就是城市社会，就是城市文化，所以我们把它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城市生活就是一个综合反映，我们是从空间来认识它，用行为来解析它，最后确实是看到整个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态，这是我对大数据的大概认识。

将城市生活圈规划纳入国家现有规划体系中

中国城市规划网记者：大数据对职住平衡有什么意义？进而对我们的城市生活圈的规划有什么意义吗？

柴彦威：首先，职住平衡在城市里面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是不可能消灭的一个问题，因为夫妻两个人都工作的话，不可全在一个单位。北京过去几十年，在解决职住平衡问题上，以前实行单位大院制度，可能会有30%的通勤，如果夫妻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里，有50%的通勤，这也不能完全解决职住平衡问题。市场化以后，我们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产业需要，人口快速增长，郊区有大量的居住空间。由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居住区的扩张，而相关的就业岗位和服务设施在郊区没跟上，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职住平衡的长距离通勤问题，主要是郊区的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只看通勤，最后是解决不了通勤问题的，我们的观点是把通勤放在居民所有的行为和活动安排里面去考虑。我们的目标是，第一，削减通勤量；第二，在必须要通勤的情况下，让百姓通勤感觉比较舒服。所以我们的城市空间行为分析，一是放在居民所有的活动程序中，二是放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联合行为的框架里去研究。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的通勤研究的问题，只统计一个个人是不行的，因为通勤既是个人很重要的行为，也是家庭里面很重要的行为，所以一定要把它放在夫妻两个人跟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行为协调的系统里面去认识通勤。最后通过就业岗位的郊区化的提升、产出，通过家庭活动的协调，在总量上减少通勤量。

城市生活圈规划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针对以长距离通勤为代表的一些交通问题、生活问题，我们需要从面向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从居民的生活视角，去重新梳理和看待我们现在的城市空间。最后我们的研究是从生产空间转向生活空间，从空间规划转向时间规划，从生产规划转向生活规划。目前我们研究小组从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视角出发，计划出版国内第一套、也是国际上第一次将行为理论与方法及其规划应用集大成的丛书，包括《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时空行为调查与分析方法》、《城市生活时间规划》、《城市生活空间规划》、《城市时空行为规划》，目标就是将我们中国城市规划的行为规划体系打造出来了。

城市生活圈规划的核心就是从个人的生活圈、从家庭及社区的基本生活圈，推到城市生活圈、推到都市区的生活圈，再到城市群，通过人的行为这样一个视角来重新理解空间概念、空间组织、空间结构。我觉得下一个20年，中国的城市规划应该有这一部分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类似这样的基于生活空间的城市生活圈规划，最后纳入到我们国家现有的城市规划、城乡规划编制办法、城乡规划体系里去。从规划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创新中国城市规划，就是要创新中国城市生活空间规划、中国城市生活时间规划、中国城市时空行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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