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比速度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盲目的实践可能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一个关乎国家战略的发展规划，关键核心问题得到解决，才真正具备出台的意义。一波三折，也反映出总体规划的设计与协调压力巨大。

就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难点等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他同时也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专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总部经济、首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有破就要有立

《国际金融报》：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必须破解联动发展存在的障碍，就您看来，当前亟需突破哪一重壁垒？

赵弘：第一个难题就是能否形成一套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因为在京津冀区域内，主体多元，两个直辖市加一个省级单位。特别是在北京，有许多中央单位以及下属的事业单位、优质的医院、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北京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单位的支持与配合。在京津冀范围内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协调推进机制，这个区域的规划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也很难实质性地推进。

第二个难题，在京津冀区域，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惯性也有难度，需要探索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在现行的分税制的财税体制下，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的经济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必然会造成各自区域更多考虑各自的利益，只有依靠发展自身经济来为城市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财力支撑。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北京既要做好“四个服务”，坚持城市战略定位，又要发展经济获取应有的财政以保证首都的正常运转，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做保障，那么北京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第三个难题，区域内各城市的差异化定位问题。目前，河北承接北京城市功能和产业疏解的热情很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区县都要对接，一定要有重点，而且要根据各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进行差异化定位，不要形成无序竞争。

此外，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互通互联、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等等，这些基础条件能不能具备，能不能解决？都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规划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统一思路、形成一整套顶层设计的一个过程，难度之大，挑战之严峻，应该说前所未有。

《国际金融报》：有没有解决的对策？

赵弘：一是建立区域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对周边区域为首都所做贡献的一种补偿，这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双重的，不仅是北京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应有中央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过这种制度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对地区有所保障，还要进一步看京津冀发展的协调推进情况。

现在北京面临严重的城市病，可以说疏解城市功能是北京城市发展的要求，也是为中央做好服务的要求。能不能由国家支持，北京、河北、天津共同构建的一个区域协调发展引导基金，来共同解决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重大的公共服务的建设资金需求。积极引导一些资源在周边集聚，通过建设城际铁路形成半小时圈或者一小时圈的卫星城，来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

方向比速度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不说顶层设计，这种盲目的实践可能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审慎、积极都应该是这个时期确立的一种基本的态度。

《国际金融报》：您刚刚强调转移支付的制度？

赵弘：北京是典型的“小财政、大城市”，这种特点本身就为北京发展带来很多制约，如果北京对周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话，从财力支撑性、可行性来看，北京的能力实际上都是很有限的。北京多年来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对张家口、承德的水源保护地、贫困地区都做了很多补偿性的努力，但是财力有限，那么就需要建立一个更制度化的、更稳定的、更有保障能力的财税体系。我认为需要中央和地方一起来进行转移支付，而不仅是北京市一家转移支付。不解决利益问题，不解决体制、机制上的财政保障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推进。

瞄准增量更重要

《国际金融报》：您如何看待北京的定位？

赵弘：现在看北京的定位，要从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出发。经过３０年的时间，北京的大量传统工业企业基本上实现了外迁。现在北京的整个服务业占了76.9%，还有不到1%的农业，而工业比重只占了20%左右，这些工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总部经济形态，在统计意义上是工业，但是生产制造环节并没有在北京发生。现在能搬迁的大概有两类，一类是“边角”工业。一些可能处于淘汰的、有污染问题的少数企业需要搬迁。第二类是一些专业化市场。北京聚集了一批相对中低端的批发市场，市场发育相对过度，目前北京的批发零售从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1.6%。

《国际金融报》：在您看来，如何承接首都资源？

赵弘：要分析北京产业内部结构，即便是工业，也要分析它是传统工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是不是总部形式？工业内部结构的细化、深化分析，是我们研究承接可能性的基本前提。否则，就是欢欢喜喜来，最后扫兴而归。

未来在北京周边可能形成高新技术产业转化基地、孵化基地，这是可行的一个思路。但是不能寄希望于存量，要瞄准增量。

目前北京高科技产业都是导弹式的转化，越过河北，越过天津，走向了全国各地。其实我们很希望在北京周边能够形成一些低碳化、生态化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经济增量，这不仅有助于完善北京的创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链条和生态环境，把北京这个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做大做强，也有助于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基本的市场机制条件。首先，要通过规划，给社会起到一个方向标的引导作用，不是盲目地向外转移，而是有重点地来创造一些卫星城，这些卫星城生态环境优越、软硬件条件都基本具备、要素成本也相对较低，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有一个自主选择。其次，要克服在转移过程当中地方利益保护的一些壁垒，比如说我们可以探索通过“首都财政”来解决北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逐步让区域内其他城市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和北京之间缩小落差；建立引导性资金，对于这些转移的企业和机构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补贴，帮助他们度过转化期，使其长期生存下来，或者获取更好的发展。

我认为这是我们政府能做的，通过硬条件、软条件的创造，让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实现合理配置，而不是下命令，下文件。把理念端正，思路才能正确，方法才能正确，最后才能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