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诚如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所言，有两股力量功不可没，一曰邓小平，一曰农民工。过去10年，中国城市化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靠的就是农民工进城。今后20年，中国城市化率还可能再提升20个百分点，靠的也将是农民工进城。

进入了城市的壳，但进不了城市的心

中国农民为了解决自身“隐性失业”问题而进城务工，并为此闯出了一条“血路”。然而，面对2.4亿农民工这一巨大群体时，不禁要问：“城市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或者说 “城市化究竟为了什么”？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能讲出一番在城市务工的心酸事。直到如今，他们进入了城市的壳，但依然进不了城市的心。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如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如何在城市里实现“安居乐业”，让农民工 “有收入、有房住、有书读、有医疗、有社保、有组织、有安全”，平等享有城市资源，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轻松。

一个悖论在于，只有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转折（即“刘易斯拐点”出现），才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以及在市场中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在国际贸易中失去了一张好底牌。随之而来的是宏观经济结束高增长期，开始低水平增长。悖论的另一面是，眼下在宏观经济光鲜的背后，代价却是一代代农民工的整体寂寞。他们变成了冷冰冰的零件，被嵌入中国庞大的生产链条中，他们获得微薄工资性收入，代价却是整个乡村社会的溃败和数代人的城乡尴尬。

曾在广东东莞打工的诗人郑小琼，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时发表感言：“听说珠江三角洲有4万个以上的断指，我经常想，如果把他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一个具有敏感心灵和悲悯情怀的诗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境遇发出疑问。郑小琼在名为《生活》的作品里写道：“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言简之，农民工成为了为城市呼啸向前提供动力的机器。

“经济吸纳”与“社会排斥”让农民工日趋“失根”

美国学者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提出“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的各种新型人格”。从社会学角度看，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四个系统相互衔接，农村流动人口仅仅在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因此，身处城市环境中农民工的认同转换也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机制的影响，流入地城市对农民工产生了“经济吸纳”与“社会排斥”的双重态度，农民工日趋成为“失根”群体，引发的“认同危机”与“认同困境”不容忽视。

当我们在探讨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制，如何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时，是否也更应该关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适应情况以及他们的心理调适过程。进城后，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都易引起他们的心理焦虑，引发诸多的如自卑、过客、孤独、失衡等等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富士康”事件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个缩影。

著名的法律社会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第三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得主郭星华认为，是否认同城市社会是衡量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80后、90后这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尤其值得关注。从熟悉的乡村到陌生的城市；从结合紧密、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的乡村文化到更加注重个人奋斗、更加注重竞争的城市文化；从重视情谊的乡村文化到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理性文化，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击，使得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虽然有留在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但自认自己是真正“城里人”的却并不多见。

80、90新生代进城务工，要生存更要幸福感

国家统计局一份题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的分析报告显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80后外出农民工总人数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更年轻，基本不懂农业生产，更喜欢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不是辛苦的建筑业；他们更喜欢在大中城市务工，更喜欢在外消费而不是寄钱回家，上网和看电视是他们的主要业余活动。2010年，有关媒体对珠三角500位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发现，8%的受访者求职时不再只注重工资收人，而强调“要看有无配套的娱乐生活”。另有50%的受访者坦言，大概l到2年就会换工作，一成受访者甚至不足三个月。

无论是消费还是洒脱的换工，这都是其父辈无法想象的。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传统的农业、农村和土地不再熟悉，甚至非常陌生。一旦选择返乡，在适应能力上无法与父辈相提并论，“退无可退”。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融人城市，不满足于过客角色。然而，城市在很多方面尚未做好接纳的准备，“进也艰难”。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在《农民工与民工荒的解析》一文中认为，二代农民工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需要解决发展问题，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人格的尊严。

1999年，19岁的马辉因为和母亲吵嘴斗气，刚好电视上播着鼓励青年人投身西部大开发的片子，他就从河南长垣县老家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本来想到团场下面打丁，“因为很多河南老乡每年都过来拾棉花，但最后我选择了留在城里，不想再种地”，马辉跟着老乡在工地当起泥水工，70块钱一天。

马辉有看励志书的爱好，希望成功人士的故事能支撑起自己的梦想。在工地于完活后如果有时间，他就会跑去书店看书，但销售员的苛责让他触电般缩回双手：“你到底买不买？！不买别弄脏了书！”尽管每次去书店前都反复搓洗，但仍然无法去除指甲里的污垢，马辉觉得自己的手指“太不城市化”，打工仔的身份焦虑，让他更渴望有一天在乌鲁木齐能像在河南老家一样自在。但打击纷沓而至，有一次买书差五毛钱，他打算下次再补，谁料老板一听他想赊账，就像打发乞丐一样让他滚蛋。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的问题”，马辉开始希望有间自己的书屋，让像自己这样的打工仔，有个地方能有尊严地看看书。打工两年后，稍有些许积蓄的马辉找到一个8平方米的门面给“打工者书屋”挂牌。书是从废品站和旧书摊上论斤两买回来的，钱是马辉搅水泥砌砖赚回来的。十年过去，一直不变的是3块钱就可以借一年的书，这样的收费压根不足以支持运营，所以白天马辉继续干泥水，后来又在书屋里卖点百货，如今地下室一年租金4.3万元，竟然也坚持了下来。

尊严。当被问及“农民工这个群体最渴望什么”时，深圳著名农民工作家吉峰说： “最渴望的是做人的尊严。”在他的著作《蓝白仓库》里，吉峰告诉即将离家外出打工的人，要做好心理和思想准备：准备备受委屈、劳累、危险、无人关心和不受尊重，外面打工的世界和你家里的感觉相差很远、很远和很远。尊严是一种心理体验，但它源于事实。2011年有关媒体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调查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影响尊严感的四大因素是：工作情况、城市生活融入情况、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亲人朋友的关系，这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的层次转变。

让幸福来敲门，杭州为农民工许下“八有”承诺

去年，“你幸福吗？”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的热词。一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理应包括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指数，这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该如何让幸福来敲门，如何有尊严地实现“城市梦”？政府、社会和企业应该更加正视他们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保险等愿望，应该更加正视他们对于获得更多尊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期盼，为他们创造更多条件，让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有尊严地享受城市生活，完成他们的城市梦想。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要使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就要实行一系列包括户籍、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可喜地是，全国各地，一些城市已亮了绿灯，开始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在东部地区，浙江杭州即是一个例子。从2005年开始，杭州市委、市政府陆续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一个公平、和谐、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许下了“八个有”承诺，走出了一条以法制化途径保障农民工权益，实现农民工安居乐业，让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杭州特色之路”。

有收入。从2007年起，杭州开放了一批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免费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素质引导型就业培训。指导和监督用人单位与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依法解决拖欠农工工资问题。把农民工培训纳入城市职工培训体系，向农民工发放教育培训券，开展学历和劳动技能“双证制”教育，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有房住。杭州实施与现行的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政策标准有所区别的农民工住房政策，采取政府、企业和个人联动的办法，逐步形成由企业集体宿舍、租赁房屋、农民工廉租公寓等组成的多形式、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对农民工廉租公寓建设给予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存量土地新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公寓，利用现有合法闲置房屋改建扩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公寓。在财政投资的重点工程民工宿舍内，由政府买单统一安装空调，为农民工“送清凉”，努力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有书读。杭州坚持“公办学校为主、民工子女学校为辅”的思路，在充分挖掘现有公办学校潜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同时，利用现有闲置校舍、厂房等，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工子女学校，构建多元化办学格局。

有医疗。杭州出台《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按照“广覆盖、轻负担、低标准、保基本”原则，确定合理的缴费比例和医疗标准，制定方便可行的费用支付、医疗管理办法，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同时，政府通过花钱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加大医疗救助力度，开展“卫生惠民服务工程”，为外来创业务工人员提供价廉、效佳的基本医疗服务，并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民工医院。按照现住地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建立农民工集中居住地的公共卫生服务和检查制度，提高农民工医疗服务水平。

有社保。杭州出台了《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根据农民工职业不稳定、收入较低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具体的保险选择、转移、接续制度，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根据《办法》规定，符合一定缴费年限的农民工在退休后，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在参保农民工跨地域流动时，既可以转移保险关系，也可以保留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时，允许将“双低办法”的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一办法缴费年限。同时，为提高农民工参保率，对农民工以“双低办法”参加保险的，降低其个人缴费比例。对农民工比例较高的行业，政府以奖励方式给予政策优惠。

有组织。杭州完善职工民主管理机制，增加农民工在企业职代会、评先评优、技术晋级中的比例，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保障在城市居住满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增强农民工的“话语权”，构建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本外地居民一体化的社区管理，构建开放和谐的城市社区，让农民工参与多层次的社会管理，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城市居民的正常交往，融入城市社区，坚持“亲民理念、亲情服务、亲善管理”。

有安全。凡是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特别是高风险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部参加工伤保险，费用由用工单位缴纳。加强农民工生活安全保障，重点做好农民工出租房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增强农民工的安全感。杭州加大对重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有救助。杭州出台《外来务工人员特殊困难救助试行办法》，凡是在杭州主城区务工、实际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在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的非杭州市区户籍农民工均纳入救助范围，对患重病或遭遇意外伤害的农民工子女，也通过慈善渠道给予救助，为那些遭遇特殊困难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农民工系上“保险带”。同时，强化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服务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已占到援助总数的一半以上，有力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利。

结束语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文化在发生变迁时，“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而在非物质文化中尤以价观念的变迁最为缓慢。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冲击、适应、认同、融入，社会认同系统的转换与变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生活在城市多年的农民工来说，小小的一本“户口簿”不仅是身份的体现，更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和对“居民”身份的一种追认。

（注：本文结合2013年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获得者专访、《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相关文献编辑，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城市流动人口平台接栋正博士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