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首先要考虑保留什么

凤凰城市：除了新城建设，中国还有旧城改造的问题。作为一名建筑规划师，你也主持过许多旧城改造方案，如台北淡水老街旧城规划案，天津市金融城旧城改造规划案等，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两者的成功之处？

宋忠良：当初我做台北淡水老街的规划时就是不规划，正如我之前提过的，幸福就是把其中不幸福的因素拿掉。淡水当局提出各种拆建、改造规划，我们坚决不同意。后来达成的协议中，是协调一些单位搬出，而不是拆房子。

譬如殖民时代时，荷兰海军在老街上有一个总督府，占了一片很长的沙滩地，将整道海岸风景线拦腰截断了。我们只是将这些单位清除了，把整道风景线连贯了，其余老建筑全部保留。然后再将地面整平，做些基础绿化工作。

淡水老街不是规划的功能，我们的规划只是把影响它幸福的因素去掉而已，几乎没有大兴土木的部分，之后将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市场自然会带来更多游客，进行相关的旅游发展。

天津金融城的规划也是在保留东西，而不是规划。天津金融旧城中有大量的历史建筑，各种租界。我们花了1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保留什么建筑，拆掉什么建筑。因为把旧房子拆掉盖出来的新房子是增加GDP，但是以后还要面对招商引资的问题，可能最后获利要等到很多年后。而把古建筑保留下来，它的租金比新楼要值钱很多，单价上去了，不久就能弥补总价上的不足了。

这个金融城就在天津高铁正对面，一下高铁就能看到。保留旧建筑是让天津有了自己的城市名片。如果你建各种国贸、高楼大厦，跟北京一样，能跟北京竞争吗？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片，自己的城市DNA，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了解当地人的需求，才能享受规划。

凤凰城市：中国的旧城改造中更习惯大拆大建，这也导致了“千城一面”的现象，感觉每个城市都一样。中国的城市规划中不仅没有因地制宜，也没有立足长远的思想。至于贴合当地人需求更加做不到，通常是政府官员一拍脑袋决定了。你觉得这也是机制上出的问题吗？

宋忠良：实际上，如果真的是一个人拍脑袋决定，而这个人也能一路负责到底，那也行。但中国通常是一群人讨论完后再层层上报，越往上送，越没人负责。

如果有一个好的机制，比如由学者专家对相关的规划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学者专家也是老百姓的身份，可以尽量贴近老百姓的需求，做好了规划之后给政府官员把关。

政府官员充当的就是足球裁判的角色，裁判是不能下场踢球的，就像政府部门规划局、建设局甚至是发改委的官员，他们都不是规划师，那就不要做城市规划师应该做的事。

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建筑、规划设计院，都附属在规划局、建设局下，都是吃皇粮的，我不认为有什么规划可言。这就是机制的问题。

凤凰城市：可是中国30年前是这种做法，30年后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认为中国有可能改变这种机制吗？

宋忠良：可以。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很好且独特的东西，就是“试点”，而且中国还有很好的行政执行力。我们利用这个优势，就能解决之前说的机制的问题。而这些都在台湾、美国等地区和国家没办法实现的。

例如30多年前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我们如今也可以先找一个地方作为试验点。这个试点出成绩了，也就杜绝了悠悠之口。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试点就是深圳，一个小渔村平地而起，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价值。因此这个问题也可以采用深圳的试点模式来解决。

这个试点不需要像深圳一样大，一个片区，甚至是一块一万亩的土地就行，然后还是用我们之前提及的机制，即当地居民参与，明确居民需要什么，由专家学者做规划，再上报给政府单位。这种试点两三年就可以看出成果，如果不成功，对中国的百年大计也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成功了，那就是改变中国城市规划弊病的最好经验。

凤凰城市：伴随着城市病的出现，专家学者们认为GDP与城市幸福是背道而驰的。您觉得GDP与幸福城市不可共存吗？

宋忠良：GDP和城市幸福是可以并存的。美国纽约的公共基础设施都是照着当地人民的需求进行规划的，同时它做这些并不是因牺牲自己的GDP为前提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市不提倡GDP ，才能够达到舒适、环保的地步，才能有幸福。换句话说，城市的经济发展除了产业、投资拉动，还有居民消费。

简单来说，一个人住在一座城里感觉幸福，他自然会想要长期住下去，从而带来源源不断的消费，自然而然地就会拉动GDP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