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宪：香港再国际化——问题与前瞻

然而，从21世纪1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将中国视为第一战略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在经济、政治等各层面上挑起矛盾冲突，同时试图将香港塑造成为向中国施压的一个重要的砝码。香港的对外关系首当其冲，面临极大挑战。2018年、2019年，“修例风波”等违法暴力事件侵袭香港，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对香港的繁荣稳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些“风波”是果不是因，却也导致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内地在内）对香港的整体看法有所转变。

2021年10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首次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揭开重启香港与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融合发展的序幕，旨在提升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香港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总体而言，香港需要不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应对各项风险挑战，同时，香港亟待重新打开因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而关闭的部分对外交流窗口，以推动“再国际化”进程。

从投资者角度看，香港证券交易所外地投资者分布数据显示（数据统计时间为2020年），美国投资者占比23%，欧洲投资者占比24%，亚洲投资者占比48%，其他地区投资者占比5%（图1）。

相较于快速、巨量的货物流动和人员流动管理，中国始终坚持金融领域的稳健发展，通过更为严格、审慎和规范的监管政策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稳健的金融监管策略，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程度较高，一直是世界货币流通的自由市场，为全球资金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不仅基于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考虑，也基于经济上的需要。香港的金融体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核心功能之一是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例如支持内地企业上市融资和为内地居民提供以美元为基础的理财服务。换言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体系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相连，金融发展始终围绕国家利益展开，在服务国家经济大局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贸易物流和金融流在香港国际化中的角色不同之处

我在2010年就已注意到不同运输方式对香港对外贸易贡献的转变，并提出了一个理论概念模型（图2）^③。这一模型形象地比较了在工业化时期与后工业化时期香港不同运输方式所承担的功能。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用地资源的稀缺性凸显，城市土地租金不断攀升，注重成本的制造业逐渐迁出香港，相关的海运和港口业务也随之外迁。 因为香港的产业升级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产业向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领域升级，这使得航空运输、人员流动以及资金和信息流动变得日益重要。这种情况曾在伦敦、纽约、东京、芝加哥等全球城市出现，如今则在香港出现；今后还可能在上海和新加坡出现，除非这两个城市在产业选择与发展方面受到强有力的外部干预。

图2  工业化时期（左）与后工业化时期（右）香港不同运输方式的功能比较

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的重要国际窗口，其再国际化进程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香港推进再国际化、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行稳致远。这一方针充分保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信息自由流通、货币自由流通、货物自由流通、人员进出独立管制、普通法和双语等重要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香港独特优势的重要基础，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对外交流是香港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香港应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特别是在高端服务业领域，香港应加大投入和创新力度，推动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高端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同时，香港应避免走“再工业化”的老路，而是要聚焦于新兴产业和创新科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香港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香港的再国际化进程，不仅是香港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香港应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香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制度安排和强大的国际联系网络，香港有望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