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星

一、从土地经济到空间经济

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点上：土地经济正在寿终正寝，与土地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诸如土地财政、巨量房地产开发，以及传统的规划技术等，也在走向式微。这里所说的规划包括包括狭义的城市规划（规划部门组织编制的规划），以及广义的城市规划（比如交通、水务、园林、城管等部门组织编制的规划）。

土地经济

土地经济的本质，是用“规划”赋予城市土地以不同的价值，比如通过改善交通条件、安排功能分区、确定建筑规模、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等，一个城市地区的土地价值就被建构出来了，这些价值以“地租分布曲线”的形式呈现出来。

地租分布曲线

地租曲线是以交通可达性中心为原点，不同类型的功能空间在时空中呈现出静态价值梯度关系，同时形成动态的同心圆式集中-扩散过程。

当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土地经济的边际效益趋于加速递减。传统规划所能发挥的价值也趋于递减。甚至，传统规划的惯性方法对城市“土地价值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固化作用，并开始阻碍新的生产关系诞生。当然，这种阻碍不仅仅是规划本身，更是规划后面所隐藏的一整套关系，它们全都纠缠于土地之上，难分难解。于是，规划创新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紧迫之行，比如，从生态角度创新、从社会角度创新、从产业角度创新等。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规划的窘迫之境，因为传统规划所面对的基础性对象——土地经济，已经接近尾声。

空间经济

土地经济的衰亡意味着空间经济的兴盛。空间经济以及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等将同时兴盛。这里的“空间”，不是传统地理学、经济学和规划学中“作为土地代名词的抽象要素空间”，而是真实可体验、可进入与可感知的三维空间。空间经济也非“空间经济学”中的概念（在空间经济学中，空间实际上等同于抽象的土地经济要素，也就是说空间经济学恰恰是研究城市土地经济的核心学科）。

本文所说的“空间经济”是指，城市三维空间本身的独特要素和品质产生了价值，吸附人和产业，并进一步吸引系列化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特定的空间经济价值与传统意义上的土地经济价值无关。现在规划体系里面经常把土地和空间混在一起，认为规划创造了土地价值，土地价值包含了空间价值，这造成了很大困扰。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边界含糊不清，因为都是同一个对象，价值观也一致，于是两个学科的清晰性和理论架构越来越模糊。当然在现实中空间和土地肯定是无法切割开的，但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却有必要辨析清楚。

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798，独特的空间场景，吸引了独特的人，又吸引了独特产业。按照传统土地经济原理，它就是无价值的地方，应该被拆掉。第一交通不方便；第二是衰败地区；第三没有高的容积率，密度也不够，土地使用效率很差。但是最终798作为一个特色空间被保存下来，在填充进新内容之后，其所发挥的价值远远已经超过拆除盖一片写字楼和住宅区，它对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产生了引领性的作用。798本质上正是空间经济发挥了作用，使之成为城市新价值系统的一部分。

空间经济曲线不遵循土地经济的地租分布曲线规律，它是一种与时空距离无关的随机脉冲。空间经济价值与交通无关、与功能无关、与规模无关。这种空间脉冲消解了土地经济价值的连续性，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空间经济可以使土地空间的潜在价值在地理上均匀分布，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交通相对均质化的城市和地区，当可达性不再成为人们选择出行地点的最重要因子之后，空间本身的吸引力要素就开始凸显出来。

空间脉冲

“普通城市”

1995年库哈斯（Rem Koolhaas）在其《普通城市》一书中，已经观察到了当时全球城市的去中心化现象，他批判城市中心化模式表现出来的悖论：中心为了维持自己中心地位，采取了一种反考古方式：“一层接一层的新现代事物——购物中心、停车场、银行、地下室、工厂等被安置在中心区的下面，中心区开始向着地心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库哈斯认为“所有的真实性被毫不留情地抽干”，表达了对这种做法的深不以为然。由此转到“普通城市”，他认为普通城市是一种从中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城市。普通城市打破了从属地位的不良循环——“它只是一种现实需要和现实能力的反应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没有历史的城市”。

而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很多普通城市（比如深圳原特区外的广阔地区和很多珠三角城市）却开始采用空间经济的逻辑自我生长出某种“野生个性”，这种野生个性因为低成本、去精英化、无历史文化包袱等特质，反而具有了自然生长特色。于是，在“普通城市”中孕育出“特色城市”，成为了一个有趣的当代城市现象。这一现象极富有矛盾性和内在张力，但恰恰让我们从中看到了新机会。普通之中蕴含的巨大经济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文化和社会抵抗的结果，恰恰是空间经济原理控制未来城市的崭新过程。空间像一位缓缓来迟的演员，在新时代曙光中突然显现，它第一次摆脱土地，成为城市价值的最主要创造者。

空间经济&城市设计

正如规划为中国40年的发展做出巨大（也许应该是最大）贡献一样，未来40年，处理空间经济的“城市设计”必将成为主角。 当然，这里想说的城市设计不一定是单独呈现的技术工具，实际上它是一种新类型的规划，可称之为“城市设计思维的规划”，它将成为处理未来城市固定资产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其基础性原理就是空间经济。

空间经济的基本原理

让我们首先来讨论什么是“空间经济”、空间经济的基本原理，以及空间经济在本质上与土地经济有什么不同。

正如前面所述及的，土地经济的三个基本原理包括：

（1）可达效应

是指交通条件作为决定可达性的最核心要素，决定了城市土地价值的基础；

（2）类聚效应

土地必须按照功能分区原则适当进行集聚和混合，才能驱动永不停止的集中-扩散循环；

（3）规模效应

较高的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是决定空间是否能够产生规模效应的基础。

而空间经济的三个基本原理则是：

（1）场域效应

是一种身体对空间场景以及空间关系的全面感知；

（2）互聚效应

是一种在空间内发生的与身体直接关联的面对面交往和集聚；

（3）微积效应

是一种人对微小空间集群的本能性身体偏好，这种偏好成为人之所以来到空间的根本原因之一。

场域-互聚-微积

空间经济的价值评估：建立一个三维坐标系，分别评估其中的场域价值、互聚价值和微积价值，再加权平均。

空间经济的价值评估

场域效应

是指与身体感知相关的所有三维场景，包括物理空间（建筑、景观）和人类活动（业态、事件）等。这些三维场景汇聚成“空间关系的集合”，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到“身在此处的意义”，并愿意为此做出付出。

场域效应的深度分析：与自然气候、地理等条件形成的“地域性”不一样，所谓场域性，是指因为人类自身的各种要素聚集所形成的差异化地区。这些要素包括场地内一切能被“感知”的人群活动、临时事件、建筑群组合、社会关系、商业业态等，统称为“空间关系”。场域效应是自我构造的“地域性”。

互聚效应

身体交往是互联网虚拟交往所无法替代的原始交往形态，而三维空间是促进身体交往的最重要媒介。身体交往是一种面对面交往，可以让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相处在一起，对社会公平和科技创新都有价值。

互聚效应的深度分析：人类因为期望相互交往而聚集在一起，当这种互聚的能量越来越大时，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交往和聚集。因此，见面交往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是因为交往本身。在人气鼎沸、甚至拥挤的场所中交谈聊天是一大乐事，所谓“人气很旺”也就成为评价空间经济价值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微积效应

人与空间的真正对接点，一定是符合身体尺度的微小空间，这些微粒是人能够进入的最小量子单元。微粒空间是城市设计的最主要对象，所有“大空间”，都必须分解为一个一个小气泡，气泡微积越多价值越大。

微积效应的深度分析：人类对适合于自己身体的微粒空间（比如小的洞穴）天然具有亲近感和探知欲望。因为有微粒而被吸引，并且微粒的积聚密度和微粒多样性，都会强化这种亲近感。也许城市设计的最原始目标，就是设计各种各样的微粒空间，并让大量微粒聚合组织在一起，形成吸引人的微粒区域。

——空间经济的三个基本原理，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有着内在结构类似性。比如以手机为例，场域效应等于微信/微博等的“朋友圈”，朋友圈建立了一个隐含丰富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虚拟空间场域，并且身体的几乎所有感知都介入其中。互聚效应等于微信/微博的“群”，群是很多人坐在一起的“面对面交往”虚拟空间。微积效应等于“app”，每个人以“独立个体单元”的微粒形态使用app，当很多人同时使用同一个app时，就构成了一个“微积”。而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连接点，就是作为“身体延伸”的手机本身。

二、从基础设施到身体设施

身体自由

空间经济的三个基本效应实际上都有一个关键词“身体”，场域效应对应了“身体感知”，互聚效应对应了“身体交往”，微积效应对应了“身体尺度”，把它们复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方程式：

在现实城市中，身体自由其实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系统权力所束缚，看起来无拘无束的城市，实际上充满了限制和禁止。比如反身体自由的道路（Path）、反身体自由的边界（Edge）、反身体自由的区域（District）、反身体自由的节点（Node）、反身体自由的地标（Landmark）等。这些反身体自由状态，本质上都是高度的体系化和系统化的结果呈现。

自由空穴

当然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城市又充满了机遇，机遇产生于多维系统交织所偶发形成的临时真空状态——自由空穴。这些自由空穴包括诸如：

失落的碎片空间，大量的飞地型碎片虽然肢解了土地纹理，但却暗含了对“系统整合”的反向对冲；

模糊的线性空间，比如不具有明确边界的景观走廊、产业走廊等，是很有意思的“城市经脉”；

交错的边缘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交接带，现在反而成为年轻人和创业企业聚集的活力地区；

集体的违章空间，比如深圳城中村，已经开始从临时落脚地转化为富有潜力的创新孵化器；

临时的搭建空间，虽然这些非正规空间和非正规行为常常被定义为“脏乱差”，但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也可能具有另一种“杂糅之美”。

这些自由空穴是超越于系统束缚的自由状态，具有自由呼吸的可能性，因此，是未来城市设计的宝贵矿藏。如果把城市设计重新定义为“空间经济的实践行为”，那么与空间经济紧密关联的身体自由就一定是触发空间经济价值的关键因子。比如正在大规模开展的深圳“城中村综合整治”运动，就是一种转变空间发展模型的新尝试，一旦采用新的空间经济方式，也许立刻就可以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有创意和低成本方式，激发出最大的空间价值和空间吸引力。

身体设施&身体城市

以身体自由为核心的城市设计，应当打破各种设施形成的束缚，让它们从冰冷坚硬的“基础设施”转化变成温暖柔软的“身体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汽车道路、候车亭、广场、公交站、轨道站点、绿化带、河流、垃圾站、栏杆、摄像头……它们是为人类体系服务的，但不是直接为人的身体服务的，所以可以考虑把所有基础设施进行转化，使之获得空间经济价值。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香港一位艺术家用毛线把栏杆做成这么可爱的东西，将基础设施转变成了身体设施，这是最好的城市设计。如果城市里的栏杆都是这样的，我相信小朋友、老人都是很喜欢的。基础设施的改变不是说一定要从系统上，从设施界面入手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城市设计需要进入到城市公共设施领域，把城市中的一切都转化为身体设施，这些身体设施可以与行道树融合、与路灯融合……于是城市最终也成为“身体城市”。

城市设计+

身体城市，需要“城市设计+”来重塑。城市设计将点燃“身体自由之火”，引领城市从机器物化走向身体温暖。包括：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交通规划、城市设计+水务规划、城市设计+园林规划、城市设计+国土规划、城市设计+市政规划……一旦实现这种组合状态，就可以把空间经济“附着”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每一个城市元素，也会成为促进产生场域效应、互聚效应和微积效应的最好媒介。

三、从空间经济到空间聚落

这种去物化的空间经济过程，以身体为价值支点，恰恰也是实现科技创新、社会公平和文化特色的核心步骤。

空间经济+科技创新

土地经济地租曲线在“生产”土地价值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比如：

（1）抽水机悖论，中心化造成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化现象，大城市与城市中心地区，会对小城市和城市边缘地区“抽水”，这样的过程存在先天伦理问题；

（2）不均衡悖论，土地经济是一种集中-扩散相互交替的动态过程，必然伴随价值波峰和价值波谷的共存，而为了填平价值波谷的唯一办法，只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土地经济循环，把洼地变成高峰，但必然会不断推高城市的总成本，由此又会限制对低成本有高度依赖性的“创新活动”，进一步造成中心地区的反向衰败，即所谓“越漂亮越衰败”。

解决上述悖论的方法，唯有通过空间经济效应来弥补土地经济的先天性缺陷，因为空间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去中心化的随机脉冲过程，可以削弱等级化过程的伦理问题，并且空间经济可以在土地经济的波谷地区进行低成本的空间重塑，通过内在的空间关系建构，衍化出新的经济关系，从而孵化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

空间经济-波谷孵化

另一方面，空间经济孵化作用所创造的创新活动链，是一种“内生性创新”，与很多城市和地区在进行的招商引资和抢人大战来等“外源性创新”有本质区别。自我孵化出来的创新企业对原有地点具有环境依存性和根植性，很难“一走了之”。比如在深圳大量的波谷洼地地区（主要是大量的城中村和旧工业厂房），就存在着很多创新、创业小企业。空间经济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关系，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可以定量计量的（比如可以反向计算它们离开去到其他地区时所要支付的额外成本）。

创新空间的本质是人面对人，空间也需要发挥人面对人中的媒介作用。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空间，比如CBD、工业区等，人们在其中面对的都是机器，虽然大家坐在一起，但最终面对的仍然是机器，媒介也是机器和软件。商业空间也类似，我们进去买东西，实际上面对的是商品和货币。只有在创新空间中，大家坐下来聊天、聊创意，就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人，并且需要合适的空间氛围作为媒介。

空间经济+社会公平

土地经济衍生出的另一个悖论就是所谓“空间的绅士化”问题。

当政府或者企业觉得需要在某一个地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时，常常会增加公共设施，或者让设计师把环境设计改造的更漂亮。但等到环境品质好了，反而可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要素进入（比如精致化的商业空间等），由此造成租金上涨，反向挤压原住民搬走。

通过空间经济，或许可以以一种新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好的社会公平获得感。比如一个案例，是同济大学刘悦来老师正在进行的社会空间实践活动，通过在上海不同地点创造各种各样的小花园、小菜地，并让周边的老百姓和居民共同参加与绿植和种菜，由此塑造出新的社会空间关系。

四叶草堂-刘悦来

基于真实现场的社会空间与空间经济紧密相关，通过三维空间引导出新的“内生性社会关系”，这个内生性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孵化者就可以离开了，因为社会关系可以自我维持下去。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于空间中的“身体自由”让每个人增加了社会交往，从而产生附着于空间的社会增益，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因为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信用关系（包括：邻近信用、接触信用、体验信用、机缘信用等），而社会信用本质上就是一种可以测量和评估的社会空间资本。

社会空间=信用资本

空间经济+文化特色

空间经济在文化特色上的塑造，也许是让身体呈现自由状态的人自己创造出特色。这种特色将超越于单个设计师所设计的特色。

业主、规划师/建筑师、用户之间的三角关系需要重构，让用户获得“创造性自由”。比如著名建筑师刘家琨设计的西村大院，非常类似于一个“框架系统”，而里面的“填充物”则部分地交给用户，通过让里面的用户参与到后期建造过程，最终创作出“共同作品”。

由此产生的空间往往具有很强的“内生性特色”。因此，城市设计需要设计一种包容自设计的生长机制。下面这个作品，是普利兹克奖获得者亚历杭德罗设计的社会住宅，主要特点是可以让人自由加建，左边是他设计的框架系统，右边是用户自由加建填充后的结果，实际上是建筑师和用户共同创造了最终作品。

空间聚落

因为空间经济的独特凝聚作用，会产生一些同时兼容了科技创新、社会公平和文化特色的城市社区。空间聚落将是未来城市中最具有活力的“能量结晶点”，人们的聚集，不再是被动接受交通、功能等因子的引导。而仅仅因为空间本身，因为空间里的有趣关系、有趣人脉、有趣体验，因为大家可以自由地“共同创造聚落”。比如深圳华侨城OCT-LOFT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空间聚落，它从2005年开始，一步一步生长成为独具魅力的特色地点。

以身体自由为核心的城市设计，真正开始关注“人”。以人为本，不应是“抽象的人”，而应是“具体的人”。

城市设计的最终价值，也许就在于“在空间中解放人”，让我们真正感受到空间之美，并愿意永远以空间为家。

*本文是张宇星博士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品质营造-共建共享”城市设计专题会议上所做的演讲，经本人整理修订后，授权城PLUS发布。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