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9月20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苏州科技大学主办、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承办的学术季之“文化传承·健康发展——第二届水网地区城乡发展与规划国际会议（2020）”在线成功举办。本文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王兰在会上的主旨报告。

作者 | 王兰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

王兰教授的学术报告题目为《后疫情时代健康城市空间规划思考》。围绕“迈向健康城市”的愿景目标，王兰教授首先对“健康”与“健康城市”的概念内涵进行解读，阐述了健康城市规划研究的理论框架，认为可以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防控两个方面对健康城市规划进行研究。其次，王兰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传染性疾病防控的城市空间规划策略，一是多空间尺度的防控策略，可以分为城市层面、社区层面和关键设施三个尺度；二是替代性护理场所规划，对相关场所空间布局和医疗资源配置进行前瞻性规划。最后，王兰教授结合本次国际会议的主题，讨论了“蓝色空间”的公共健康干预问题，对其研究目标、问题和路径作出展望。王兰教授认为未来健康城市不仅是市政设施、不仅是医疗机构，更是一套能提供宏观和长远公共健康保障的城市系统。

王兰教授为大家带来了关于后疫情时代健康城市空间规划思考的报告，该报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后疫情时代对城市空间的健康属性进行再思考，阐述健康城市内涵、建构健康城市框架等；第二，在后疫情时代提出针对传染性疾病的空间规划策略；第三，介绍了对于蓝色空间的健康研究进展，提出了蓝色空间的公共健康干预框架，并阐述了其健康影响路径，最后对未来健康城市建设研究进行了展望。

一、何为“健康”，如何理解“健康城市”？

首先，王教授梳理了健康与健康城市的定义、属性与发展历程。她认为：健康为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都趋于完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一个健康的城市应该是由健康的人群、环境、社会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能不断改善环境、扩大社区资源，使城市居民能互相支持，以发挥最大潜能。接着，王教授对关于健康的“彩虹图”进行解读，她强调不同层级的空间与所处环境会影响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进而影响人的健康与福祉。

二、应该如何对健康城市规划进行研究？

王教授表示要关注两条主线，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过去的空间规划与积极生活方式主要来应对非传染疾病，而针对传染性疾病则是通过3个途径，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来进行防控。针对城市发展对传染性疾病的影响，王教授表示分为生态学过程与社会过程。生态学过程包含土地使用变化、适应城市生活的物种向城市迁移、城市热岛效应等；社会过程包含人口特征、物质建成环境、人口老龄化等。其影响过程在于病原体、载体与宿主间的作用频率与强度等。

三、迈向健康城市的空间规划策略是什么？

接着，王教授阐述了城市规划在传染性疾病防控方面的空间干预策略，其核心思路便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减少传染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支撑传染性疾病流行后的应急救助。她强调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防控，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1、在第一方面隔离传染源上

王教授指出应考虑城市层面、社区层面、关键设施层面进行规划策略。首先，在城市层面，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考虑各类用地布局，降低生态空间破碎化。同时划分防疫空间、隔离带，配置地区综合支援中心及规划交通和物资应急预案等。其次，在社区层面，避免将可能为病原体来源的设施布局在住区核心或上风口，并以15分钟生活圈为范围，有效布局防疫物资等。在关键设施层面，合理选址传染病医院，特大城市考虑建设综合医学城等，并且尤其注重关键设施的平疫结合设计。

2、在第二方面切断传播途径上

王教授首先做了详细的数据调查研究，收集此次疫情聚集性传播事件288起，病例1603例，采用中位数来研究其聚集性传播特征。并基于研究来阐述切断传播途径的空间干预模式，同样是基于城市、社区、关键设施三个层面。如在城市层面，基于大数据开展居民时空行为分析以明确交通组织与防护方式；在社区层面形成公共健康单元，提高混合用地布局；在关键设施层面对医院、超市等分时段控制人流，对公共建筑空调重新设计，增加乡村地区应急护理设施等。

3、在第三方面针对易感人群上

王教授指出在分尺度进行规划策略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在疫情发生前对易感人群的日常健康设施规划以尽量减少易感人群数量，在疫情发生后则要多关注对其的保护，合理规划老年人照护机构的平疫结合使用。

接下来，王教授表示替代性护理场所规划也是空间规划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是健康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阐述替代性护理场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提供的基本治疗、护理、隔断传播途径的作用后，提出其规划的核心原则，即“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对医疗设施的有效补充”。她同时提出了其空间布局策略，要求应当尽可能考虑与医院的关系及对潜在患者的可达性。

王教授以美国案例与经验为参考，表示替代性护理场所应靠近医院，以便获得医院方面提供支撑，并方便患者转院。对潜在患者的可达性，洛杉矶将阈值设定为25分钟公交时间。而在适应中国情况时，王教授指出，对于慢性病水平较高、高龄人群集中或汽车拥有水平较低的社区，要考虑更小的空间阈值。在针对医疗资源配置时，她认为：医疗资源配置影响着替代性护理场所的建筑与用地面积，但传统方式大多以床位数作为测度单元。依据对武汉方舱医院的床位分布研究，王教授认为医疗资源配置要考虑规划所需的人口、感染人群分布、重症率、医疗救治能力（以平均出院时间为表征）等，基于此，她提出了各空间区域激增床位数量预测公式，并以武汉为例进行预测对比，结果表明其是十分合理的。最后她从中微观规划和设计、室外场地条件、室内空间和设施设备三个方面阐述了替代性护理场所的场地与设施选择要求。

四、蓝色空间的公共健康干预及其研究展望

王兰教授结合水网地区特色，讨论了蓝色空间的公共健康干预。她首先综述了蓝色空间的总体研究现状，认为目前蓝色空间的健康效益缺乏充足和精细化研究、忽视了绿色空间和蓝色空间的差异、对于淡水水体的研究较少，介绍了欧盟、英国等目前已建立或推行的典型“蓝色空间”评估/建设计划：“蓝色健康环境评估工具（BEAT）”、“蓝色体育馆倡议”等。同时，王教授介绍了健康影响及规划干预框架，展示了她依据既有证据和规划经验绘制的干预理论框架，并表示该框架中的一些路径仍需未来继续开展研究分析。其次，她对关于健康影响路径的文章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三个路径分别是“蓝色空间-健康结果”、“蓝色空间-物质空间-健康结果”和“蓝色空间-体力活动-健康结果”。最后她总结展望了蓝色空间的健康影响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绿色空间和蓝色空间常常同时存在，其交互影响需要被重视；目前的研究结果缺乏具有普适性特征的规划和设计原则等。王教授还表示应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将蓝色空间的健康影响在国土空间各个层级予以考虑。

五、“建设健康城市，实现健康公平”应该是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

王兰教授提出健康城市就是通过对城市空间要素进行规划和设计，减少健康风险，合理配置健康要素和资源，实现健康公平。同时，她认为未来健康城市不仅是市政设施、不仅是医疗机构，更是一套能提供宏观和长远公共健康保障的城市系统。王兰教授指出：“健康必须是城市规划者的首要重点，这也是国际世卫组织一直强调的”，她还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指南》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如果规划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和星球的健康，那么是为了什么？”。

供稿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稿件整理人：刘祎、殷文彧，并经报告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