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年3月26日，因为疫情延期的“清华同衡2020-2021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在西区办公区报告厅举行，尹稚教授作总结发言。本文为尹稚教授的发言节选。

再出发：虽千万人吾往矣

于清华同衡2020-2021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发言

尹  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

再出发

刚刚我们经历了颁奖典礼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是围炉夜话的时候。“再出发”，这其实是两个礼拜前中层干部开会的时候，大家讲得最多的一个词。为什么要再出发？其实大家这两年谈得比较多的另外一个词，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把它称之为“该来的总会来的”。但是对于这个事，你怎么理解它？

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我建议所有的员工都应该把这个剧看一下，我几乎是用了三天时间熬夜把这个剧刷完，40多集，而且一边看剧一边看B站上的弹幕很有意思。这是100年前中华民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考与探索，我非常期待这个剧会继续往下拍。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从党的发展来看，从黑暗当中的觉醒、到建党、到随后苦难辉煌间产生的英雄，这个阶段大概从建党直到长征结束；“东方红，太阳升，为人民谋福利”是延安时代，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我们也经历过建国以后，非常曲折的建设之中的探索。回过头来看，建国以后的这些探索，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一团漆黑，犯了那么多错，但其实这个探索阶段非常重要。我们干了两件非常牛的事，第一是彻底否定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第二是我们彻底否定了集中暴雨式群众运动的方式，调整了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这两个否定，就不会有雨后的改革开放。现在，我们站在全新的新时代的起点上——改革开放40年，这就是所谓的新时代、新要求、再出发。

这个新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从一百年前我们面对第一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索中会看到，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在不断把个人命运、团体命运、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乃至全球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一点点地绑在一起，最终走出了中国现代这条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等等，仍然是一条永不过时的主线。

袁昕院长报告里讲到，让大家做更深度的思考，不要做（城市的）“皮肤科、整形科大夫”，与以上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如何看到我们城乡规划行业工作涉及到的背后的人。

当下这个时代，包括中美的正面交锋，包括这两天又蜂拥而至的各种各样对于中国不友好的事情等等，中国正面对一系列更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背后其实反映了跟我们意识形态不一样的世界，你会看到欧美刊物上的很多报道，跟100年前中国的语境正好是180度的颠倒，现在人家要“抗议中国霸权”“打倒中国帝国”，这和“五四运动”中“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霸权”的口号非常相似，只不过对象掉换了。我想谈谈从规划师的角度，怎么剖析这些问题。

1960年代美国一位规划大师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把当下的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场所性社会，一个部分叫非场所性社会，演变到当今，其实就是一个是全球化社会，一个是在地化社会；一个是资本化社会，一个是国家化社会；一个是网络渗透性、无所不在的、流动性的社会，一个是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构成的社会。这两个社会的平衡，仍然是当下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粹主义的崛起背后是什么？是所谓非场所性社会当中的，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而且两者在高度融合，形成一个跨越国家主权、跨越在地社会的超级霸权。信息资本主义蛮横到什么程度？可以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把一个美国现任的法定总统的话语权封杀了，让一个合法总统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消失。

当它侵入到在地社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引发了在地社会的焦虑，大家突然发现本地生活在这种巨大的流动性面前正在崩溃。过去我们说过个好日子，你看看左右邻居、村里人、社区里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就可以，现在大家突然发现，要过好日子不是那么简单，几乎每个人的美好生活的影响因素突然变得如此遥远、如此复杂，甚至很多因素超越了个人，超越了本地，甚至超过了本国的制度。比如疫情，大家觉得疫情短期内会好吗？看看全世界就知道，按科学说法至少要60%以上的人接种疫苗，才能实现群体免疫。

这些因素带来的焦虑最后会引发什么？这会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高度全球化、资本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我们的城乡怎么建设。从实质上，城乡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结合，全球化社会和在地社会的结合。在超级全球化、社会治理、大众生活的三角关系中，我们真正的抓手在哪里？其实抓手还是在在地社会的治理，在大众生活的稳步提高。像美国、欧洲现在爆发很多基层民粹，看上去爆发原因是种族间矛盾，实际上是非在地社会和在地社会两条道路上跑的车在渐行渐远，财富更加在向少数人手上集中。

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对当年的场景刻画很牛，不过我们现在解决的已不再是当时那种层面的问题，我们往前走了一步，在更高的台阶上解决问题，但马克思当年发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解决。中国实现了全世界最牛的扶贫工程，解决的是绝对贫困问题。“6亿人每月工资1千元”是相对贫困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的空间资源的分配利用，以及其获益的再分配，如果不是从社会公平公义角度去做的，我们迟早也要面对像美国、欧盟的今天，当然，他们的问题比我们更复杂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个再平衡的道路怎么走？作为规划师除了满足这些外循环的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需要，坚持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推动发展的需要之外，我们可以为在地政府做什么？可以为具体的城乡做什么？我们打造的环境是为谁打造的？这其实是摆到我们面前更深的问题。如果大家把这个事想明白了，就不是一个“皮肤科大夫”了，就可以治“心脏病”了。

这是所谓的“该来的来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一个被资本和信息高度互联化摧毁的原有生活共同体，我们要再造一个生活共同体，它需要更有适用性，更具活力，甚至要重新定义它的边界和自治。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比如在疫情控制上，为什么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没有基层治理这个概念，他是百分之百自治的。其实死亡人数这么多，骂美国联邦政府也不正确，因为联邦政府事权里没有这一条，本来就是州一级、市一级有自治权来管理公共卫生问题。大家已经看到了高下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我们面对变局、走向未来的时候，既要保持开放和合作，同时也要强化我们的在地性，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全新探索的过程。

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永远是“在地的”，思想上可以放飞，理念可以全球化，但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永远是“在地的”。在这种情况下，规划师不仅要以人为核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核心来树立基本的价值观念，同时你的每次下笔、每次动手，都涉及到具体人群、具体阶层的利益获得和利益再分配。这不是一个皮肤病的问题。

涉及到面向未来，中国的社会建构究竟向何处走？西方极端的个人主义占上风的社会建构模式能不能走得更远？还是可传播的东方集体主义可以走得更远？这是深层次的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启示。这些启示说直白一点，是国际通行的对事不对人、看不见人只看到资本和财富积累的普遍主义的原则，或者，说得更赤裸裸一点，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主义能走多远？

在我们新的业务进程当中，能够如何将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以人为核心的规划，进一步渗透到每一个技术领域、每一个技术环节？不仅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更是用我们的技术手段给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摆在规划师面前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简单的政治家和主义间的博弈，而是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活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十九大前后，中央已经对中国的制度优势做了一系列总结，在制度总结中有一部分来自于我们非常成熟的经验，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未来更美好的愿望。将文件与现实对比，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开始做，还仍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处在一个经验和展望并存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再出发的时代。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在不断的总结、纠错、改革中推进的。国际上的规划师绝大部分著作都充满了社会主义色彩，但是他真能把它变成现实吗？绝大部分不行，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理论上被宣讲过的国际案例，停留在规划阶段时非常牛。最近我认真读了读《伦敦2050》，如果把伦敦两个字去掉，更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宣言，但是30年后，在座绝大部分人能活到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它是不是真能做到。历史上，为了改良社会、应对糟糕环境，西方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你会看到他真正成就了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什么。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检验，到最终取得人民认同的成果，这是有个时间的。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要求下，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进程。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理论探索，更重要的是实践。

莫听井蛙鼓噪声

这是前一段时间我为详规中心填的一首词，里面有一句“莫听井蛙鼓噪声”。在时代变革时，总有一些人从小团队、小集体、小行业的利益出发，急着揽权利。这是一定要警惕的，国土空间规划我们最近参与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事务。如果做好了，价值观是正确的，胸怀是宽广的，可能这会是人类发展史上很短暂的一朵漂亮的浪花。如果只从一个很狭隘的部分利益出发，它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人类漫长历史上不那么起眼的漩涡、大江大河里反向的逆流。

我们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博弈过程中。为什么我觉得同衡做的工作非常值得肯定，第一，虽然这项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不像想象中的巨大，但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希望它真的变成一朵浪花，而不使它成为逆流或者漩涡。刚才站在台上的人都是优秀的，每一份成果都是大家辛苦的汗水换来的，所长会上列出来的工时，看见大家投入的时间、人力、物力，还是很恐怖的。

理论实践在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背景，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只要是为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东西，我相信这个制度哪怕是磕磕绊绊，在实践当中有进退的情况下，还是会扎扎实实往前走，会给抱有社会理想、美好生活梦想的规划界提供一个扎扎实实的舞台。

这两年我们研究治理，其实治理是达成共识的进程。为什么有人讲美国政体在危机之中呢？达成共识有如下几个境界，第一，如果你创造的东西是全民共识的话，选举时靠谁盖章、投票不过就是履行一个仪式了，因为在开代表大会以前，共识已经达成了。第二个境界是大的路线方针没有大分歧，有些具体的分歧是可以通过法制化建设、程序化公正等来弥补的，简单思想工作不奏效时还有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崩溃的前兆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分歧巨大，仅仅能保住程序和法律最后一点尊严和最后一点底线，这就是当下的美国。美国如果不是有庞大的技术专家体系、技术官僚体系，这条底线早失守了。这次选举留给美国唯一的尊严就是这个底线还在，所以这就叫危机。至于走向崩溃，可以看看当年北洋政府，已经到了可以践踏宪法原则、践踏程序底线的程度，这就叫社会和国家的崩溃，显然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规划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历史上真正能成为规划大师的都不是“皮肤科大夫”，不要老去看作品集，抄点东西挣点小钱，多去看看写的理论著作，虽然受社会环境限制有很多理论没有变成现实，但是这个行业一直有它宏大的理想，一直在不断地应对具体国家乃至全球进程中不断发生的深层次的矛盾。

当下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是什么？先不说“信资”还是“信社”这条路怎么走，说一点更普遍性的东西。

第一，如果这个社会有长期被选择性遗忘的人群，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健康的，种族问题也好，阶层问题也好，阶层分化也好都是这么来的。我们在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时候为什么提“人民城市”的口号？为什么提“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原则”？就是奔着这个去的，不能最好的景观、最好的地段、最好的岸线都在资本手上，不打卡，不加入某个权贵俱乐部你是进不去的，这不是人民的城市。

第二，特权和宗教政治世界依然是不正常的。中国为什么要反腐？因为反腐是针对特权的。人类经历过很艰苦的探索才实现了政教分离，但是在全球报道中，我们能看到有回潮，包括美国被煽动不打疫苗、特朗普的铁粉们那么“铁”，不是因为天赋人权，那是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上帝派来拯救他们的。

第三，如何解决“故土上的陌生人”的问题，这是在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当中，旧国民、旧市民与新国民、新移民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既是经济性的、价值观的，同时也有更深刻的文化上的。这些年讨论文明冲突的著作很多，不一定要去排斥它，可以去看看不同视角怎么看文明的交锋与交融。文明之间最终一定会走向战争吗？对于一个建国200年的“小伙子”来说可能就是他的结论，活的时间太短了，但对于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来讲，我们不这么看这个问题。中华民族历经那么多的民族融合、文化价值融合走到今天，这可能是另外一种生存的模式。但是，我们城市规划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城市当中都存在着“故土上的陌生人”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既保持流动性又能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的路径，是每一个规划师都应该思考的，特别是当你想顶天立地，从简单的规划变成治理，从技术单位变成国家智库的时候，更是要思考的问题。

第四，近两年来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崛起。德州大学的一个教授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了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很好：“在民粹主义的过程当中，民粹主义的领导者可能是‘恶棍’，但是他的追随者的声音是应该被尊重、被倾听的。”民粹主义的崛起有很多是由于日常生活中民众对自己生存状态、幸福感、获得感的深刻不满意，但当它变成一场主义、变成一场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希特勒作为的模板。如何听取民众的诉求，而不让它演变成一个由“恶棍”领导的运动，这是全球治理界的挑战。

中国在做什么？中国这些年，“以人为核心”“一个都不能少”“反腐”“反宗教实践的意识形态化”“推动新型城镇化”，从总体自上而下的规划，到相对克制型的治理的探索，其实都在回答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规划师应该了解的。

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美国尊重的竞争对手并不多，国际局势有人说是三国演义，如果放大一点讲，可能将来是一个“四方军旗”。美国依然占有非常强的优势，人口还在增长，它的技术对于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些都是值得对手尊重、研究的。我们这些年谈双循环也好，谈消费能力的培养也好，谈国内市场一体化也好，谈公平营商环境的营造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追赶。我记得20年前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临走前看过一场湾区的美国技术博览会，回来时别人问我这个领域我们和美国差多少，我说大概差70、80年，这么多年大家的拼搏奋斗后，我们跟人家还差20、30年，当然这个差已经不是代差，甚至我们在极个别领域已经有所领先，或者平起平坐，但这显然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

面向未来，我们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中国实践的基础，有对中国的制度化工具的认知，要绑在一起去做探索。

我们讲“政产学研用”，清华同衡是靠产学研一体化起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前面加了“政”，后面加了“用”，我在所长会上讲了这个问题，这两端既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我们的制度的支撑端，同时又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需求端。

在“用”的层面，不仅仅要用好政府的资源，我们要用好市场的资源、社会的资源、乃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资源，并且为他们服好务。“产”其实根本不需要我讲，今天上午大家看到，清华同衡已经是一个高度成熟的企业，无论它的规范性、技术创新能力还是人才的后备梯队、保障等方面，我们一直走在行业的前列。

“学”其实有一点，我要在这里多说一两句话提醒大家，其实我们这两年通过大量的实践开始做学术积累，其中很重要的是它的视野和开放性，以及辩论的能力。疫情期间，法国知识分子中的著名刊物《辩论》停刊了，主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学术届，连它承载的文化和培育的政治行为，在各种开阔的世界里究竟是一种积累智慧和认知的自由力量，还是恰恰相反？”这句话说得相当狠，他觉得美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变成妨碍它学术往前进展的一个主要障碍，虽然还喊着学术自由，但通过他对中国学界制裁已经看出来，他们已经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清朝的认知差不多。我们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摒弃了这种认知，想要继续往前走，一定不能把它捡回来。一方面我们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新问题、探索真问题，另一方面要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拥抱全世界对中国未来有利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战场上“是骡子是马练一圈再说”。在这种更高的新时代要求下，我相信再走20、30年，中国这条路将更加行稳致远。

怀家国理想，惠万家民生

前面的感慨是对当下行业内部的混乱和各种噪音有感而发，这段话是面向同衡未来写的。第一还是要秉持清华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的根。第二就是坚守同衡建院时的理念，政产学研将来是什么关系？我们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别把自己变成画图匠。同时这个企业的家国理想也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态度也好，要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的业务领域上。

当然，我们初步具备了“顶天立地”更强的能力。“立地”是本行，如果专业落不了地基本上是白干。“顶天”，我们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看到红头文件的背后有同衡大量工作的支撑。

我们的本行是城乡规划，是学理上、学科上的城乡规划，将来它的边界会有变化，甚至在实践的制度框架内名称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它的内涵不会变。我们这些年有很多往深层次社会治理方面的探讨，我们依然聚焦国土空间新类型的出现，我们越来越多介入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更广泛的社会建构，我们依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度参与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去——这大概是全球唯一一个不从经济角度，而是从人的角度谈进程的。

当然，最终这个时代的更高要求来自于生态文明。比我们早的城镇化，一个是蒸汽机时代，是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一个是电气时代，是在美国，那时候哪有生态问题？我们得用更高的成本、更清晰的人文关怀走这条路，但是成本不能无限高，我们还得回过头来看怎么能在全新要求下把成本降到合理水平。这靠技术创新、靠进步，我们总说科技创新是新的驱动力，对于企业而言，是要思考如何使所有创新成果得到组合性、集群性应用，真正惠及社会的每一个人。

前天我参加了一个县域科技创新的会议，有人提出来一套县域的创新指标，我说这不靠谱，让一个县去拼高校生在编数量、拼科技投入量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到了这个层面的创新，其实跟我们的整体创新一样，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真正因为科学技术应用带来实质性的实惠？是生活成本降低了，还是时空代价减小了，还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总得占一条，否则怎么叫新驱动力？要不然只能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不能评上新旧动能转换奖，而我们做的恰恰是综合性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工作，是面向未来做的工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我们今年这份成绩单非常漂亮，所有在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优秀战果的都来自于平时的努力。优秀成绩其实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进程，是一个滴水成河的过程。每一滴水都是重要的，所以同衡人历来秉承的观念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同时我们在面对各种冲击下，从来都具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我相信相当多的员工在这一两年当中都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都有本事从头再来，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面对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也有面对再出发的勇气，就像当年毛泽东讲的一句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句话是在八万红军打得只剩下几千人的时候讲的，你就知道什么样的魄力、什么样的英雄主义态度能讲出这句话。

我们正好是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表面上看我们是一个兵强马壮、粮草丰沛的时期，但是在时代的要求面前，我们还有很多未知领域，这是另外的雄关。我们熟悉的雄关爬完了，八达岭爬遍了，是不是得爬嘉峪关，换个地，再占领点高地？

“虽千万人吾往矣。”所有开天辟地的事情都是拥有这种精神的人能干出来的。我还是希望，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成就，有了这点余粮、这点储备，但是我们面前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更深刻的价值观的探索，以及更艰难的社会改革任务。希望大家无愧于这样的新时代，到了我这个年龄，大概是在座各位30年后的时候，在国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也能够无愧于这个时代！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