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常态下的新应对可能需要有新变革，其中“城乡统筹”是很重要的命题。对于很多人提出的质疑：说城乡统筹是不是目标太高了？其次，天下规划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新常态下我们都需要变革和创新，创新有真创新，也有假创新，有形式上创新有内容上创新，到底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主题报告观点

王新哲副院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同济规划院参与了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的工作，在新常态下总体规划有四个非常显著的变革：上海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空间管理模式转变、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城市治理模式转型、引领城市战略升级四大挑战。在我们的总体规划征询意见稿里面对城市规划的定位做了描述：城市总体规划具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作用，是保护和管控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保障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公共政策，统筹空间利用的协调平台。以此我们提出了四个转变：从价值取向、发展模式、管理方式、规划内涵四个方面进行落实。

从规划的具体内容上来讲，总结了六个方面的创新：形式创新带动内容创新的成果体系创新；从经济到人本的城市目标创新；从中心到全域的规划范围创新；从愿景到底线的规划方法创新；从技术到政策的规划成果创新；落实主体与动态调整的行动规划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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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高院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上海总规的内容非常多，王院长介绍的挑战和创新，只是揭开了一点点的面纱。他提到了规划创新，什么是规划创新？是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到究竟要通过规划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创新了。

曾九利院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关于规划内容的改革，第一要适应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化的转型发展要求，更多的要从技术型走向管控型。第二个是公共政策要转化、体现里面。总规变革需要明确总规要管什么，审批的重点要把事权划分清楚。

主题报告观点

朱江（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我国“多规合一”相关工作大致经历了早期探索期、试点推动期、政策支持期三个阶段。从已开展规划融合工作的城市的经验看，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规划手段：概念衔接型、技术融合型和体制创新型。由于“多规”情况复杂，在实践基础上，我认为“多规合一”的工作思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规合一”、协调规划；第二阶段是“多规合一”、体制创新。

我国空间规划重纵向控制，轻同一空间上的横向衔接和联系，使得在同一横向维度上，不同规划管控逻辑矛盾，造成我国城市空间管理的众多问题。从“非常态”走向“新常态”，“多规合一”将成为国家体制创新和空间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但是多规合一也存在着一些法理基础的困惑和问题，需要协调和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法理的基础只能是昙花一现目前一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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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钊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目标从经济到人本，但作为一个城市而言，要人本与经济并举，只是过去太偏重经济，现在应该多重视人本，但是也要避免从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我建议城市发展成熟以后，再定义刚性边界，先阶段通过建立一个标准来进行约束而不是用划定边界的方法。要做多规合一可先做到两规合一，然后再将其他规划逐渐加入。

主题报告观点

唐鹏（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为什么这次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在”城市规划要由扩展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背景下，就四川省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实践。采用目的性的定义，划定边界的作用。

四川省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流程为控制底线、初始生成、确定规模、评估调整，进而采取终极建设用地规模和城市开发边界线双重控制的模式，最终下发《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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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新生所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所）：

规划能有所作为的更多在于划定弹性边界，依照城市发展的规律，预测城市的规模来划定，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划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要区别对待。

刘雨平总规划师（扬州市规划局）：

针对城市开发边界问题，倾向于将其划定范围变小，这样才能更好的遏制政府扩张，否则只留生态底线用地，会让政府感觉还有很多的土地可用，不能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耿宏兵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增长边界要有年限，规划都是有年限的，永久的思想可能跟社会和动态的变化是不一致，不仅仅是规模的预测，形态上也有变化。大城市零增长，小城镇可能长得很快，如果划得太大就会失去意义。

王凯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领导提出要划定开发边界来遏制城市无序开发，但可能依然很乱。本质的问题不转变，不能从外延式的模式转化为内涵式的发展，转型很难。我个人的理解重点要掌控住城市发展核心资源。无论是生态还是城市发展，从科学合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很重要。

主题报告观点

罗兵保（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提出新常态下的城中村应对策略：对交通区位较好的城中村采取转为城市社区的整治方式；对于特色较为明显、旅游资源丰富的城中村，应对城中村进行产业升级，围绕释放土地价值、激活文化旅游源泉、构建地域风貌、提升地区人文气质、保护自然基地、营造生态品质空间等核心内容完成城中村的人居环境更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中村不应被消灭，而应在其居民自愿和自助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增强、适度调整”；积极探索有效的城中村更新模式，避免推倒重建的野蛮改造模式。

最后提点建议，随着我们进入经济新常态，城中村不应该采取一刀切拆除重建，而应该在居民自愿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功能增强适度调整，根据不同城中村分布的特点，以及城中村在规划当中，对改造方向进行分类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城中村进行分类的研究，同时采取不同的更新模式，最后达到城中村更新转型的目的。总之，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一刀切的城中村改造拆除重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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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钊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对于昆明城中村改造方案——福保村的阐述很好，但应分清主次，对于昆明原来城中村改造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阐述很透彻，但更要关心福保村最后解决了什么问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秉利指出淘宝村题目反映出新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人居环境和居住人口的分布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领域，值得深入研究。

裴新生所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三所）：

指出三旧改造是目前必须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有特色的村庄，可利用原有产业发展旅游、文化，然而对于不具备发展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条件的非特色村庄，更要考虑如何进行改造。裴新生所长指出浦东人口分布的特点跟上海总规中人口动态应对相关，城市空间、结构、功能三者要能够动态应对人口和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下一步公共指标的配置。

主题报告观点

陆韬（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在信息化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空间结构，空间组织，城乡的空间关系是不是也表现出一定新的趋势和新变化的趋势？互联网+也好，智慧城市也好，事实上都是在信息化背景下，或者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之上的新的发展模式。

“淘宝村”的出现与冲击，使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回到题目信息化到底如何改变传统的农村？第二个问题传统基于经济联系的城乡关系，是不是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三个问题，回到城乡规划最基本的对象，空间和土地说，城乡空间的结构是不是在新模式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带着这三个问题，通过对智慧城市与城乡空间组织重构进行了论述，分析了淘宝村的出现及其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以及规划在其中如何作为等思考。从淘宝村的界定标准、发展路径、空间特征等方面阐述了淘宝村现象。认为“淘宝村”作为新的空间节点，未来将成为自下而上重构大都市区城乡空间组织的重要支点。

进而，城乡空间组织的重构必然引起规划的转型和变革，同时提出信息化背景下的规划应对思考。自下而上的城镇体系可能会走向终结未来的城镇体系规划到底应该怎么做？第二是城市规划，我们的城市规划还是以物质空间为主要抓手的，现在虚拟网络的出现，城市规划要不要管？如果要管的话，如何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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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互联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应该是革命性的，到底是自上而下的结构终结还是自下而上的新结构开始建立，暂不能妄加断言，下一步互联网时代应该依托各自特色资源和网络化时代的服务。对于启发对于城市经济的认识，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组织方式，都提供了新视角。

耿宏兵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一想到互联网，大家觉得前景非常美好，但随着互联网的提高或者很多科技的发展，看病难、垃圾分类问题并没有那么乐观，互联网带给人的改变有待观察，淘宝村究竟是解决了人的需求，还是改变了空间结构，还需要更本质的剖析。

（本文素材来源2015年5月16日举办的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分论坛“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所刊文章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各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