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2年11月3日，“清华与长三角名城的四十年”学术论坛在苏州成功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特聘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在会上作了题为《更新时代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的主旨发言。

历史城市整体保护这一主题，于苏州会场探讨再合适不过。不仅因为清华有分支机构在此，清华、同济以及本地专家都为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做出贡献。过去很多年，邱晓翔局长、相秉军院长很早来到苏州工作，是守护苏州大门的人。

今天更新和整体保护变得越来越迫切。1982年的城市以拆改为主，保护是拆到哪里，保到哪里。现在国家战略转向了城市更新，要做的工作无所不在，整体、全面、高品质的提升，是无时无刻都会触及的技术环境。对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整体性显现得更为重要。

我国虽然拥有众多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但保护压力很大。仅以省级名城来说，肌理辨识度和完整度高的并不多，而且这个肌理已经挥发得不少，全国都是如此。

清华很早就提出整体保护概念。梁思成先生基于家学背景，接触西方先进理念，对比古罗马、希腊乃至美国现代城市，他认识到中国城市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城市的中轴线，南北并无差异，中国城市的一统性，需要得到整体保护，因此他早在50年代便提出整体保护概念。

当然，梁先生所处时代的遗产保护，与今天的遗产保护存在异同。在遗产保护理念发展过程中，朱自煊先生最早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将城市设计和城市保护融为一体。朱先生注重保护文物周边整体环境，从城市设计思想出发，他在街区保护中提出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并在北京什刹海历史街区践行了几十年。他主持的黄山屯溪老街保护，也是我国历史街区保护的开创性工作。

我国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后，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整体性保护模式，苏州是其中的重要一环。1986年前后，苏州进行了第一次探索，当时多位东南大学的老师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那时整体城市景观概念，不比现在的历史城市景观缺失多少内容，但是要比西方提前很多。相关的法律，也折射出整体性理念对保护要素的扩展，从公共建筑到今天的众多遗产类型，曾经被忽视的要素，都逐渐纳入体系。2000年以前所谓“更新”是以改造为基本策略，与今天的更新内涵不一样。

学习国内前辈的历史街区和名城保护理念，在团队工作，包括与兄弟院校专家的交流中，我形成了如下观点：

一是，城市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历史城市更是一个多维复杂的系统。认识到历史城市多维度的价值，才能整体保护。否则迁就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妨碍老百姓日常生活，遗产就可能被拆掉。这是其一，和建成环境的持久性、耐久性相关。从史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长时段的因素。方文滨书记介绍了赛金花住过的房屋，在赛金花以后还有人居住。如果以故居保护，之后的历史是不是完全抹掉？可以探讨。历史保护在社会层面永远是集体记忆的评估。其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提出的六条评估标准，反映出三个历史时段的遗产价值特征：长时段的历史，反映文明、文化；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为中时段的历史，比如现在提到景德镇陶瓷，就是14世纪到18世纪，这是其中的一个时段；重大历史事件，反映短时段但十分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比如五卅路，就与五卅事件相关。但是五卅路不仅仅是因为五卅事件而存在，前前后后还有很多和五卅事件，甚至主题没有太大关联的要素，这就是历史建成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在很多过程中，往往是因为A，就把B拆掉，后来过两年发现B也应该保护。

2002年我们有幸参与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第一次提出这个时段理念，首次将“当代全面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作为广州的代表性价值之一。我们和当地单位一起，把第一个民间集资建立的大桥定为保护对象。那是全国改革开放早期建筑，但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段的意义，就误以为改革开放的建筑遗产有点文化落后。现在证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四十年也是非常重要的时段。

二是，保护历史城市的完整性。比如文物的分布，不仅局限于苏州古城内部，很多位于城市外围。外围遗产怎样保护？只有把视野放得更加广阔。尤其是在快速扩张的时代，给它扣文物的帽子，别人哗啦就拆了。2009年和霍晓卫院长一起做《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当时周边很多少数民族村落，连传统村落的名字都没有。我们逐一挂牌，包括集聚区，梁先生和林先生盖的房子也在保护范围内。并不是因为梁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很多更大范围需要做的工作。

三是，保护要素以主题分区管理。这是我们从广州、济南和昆明等地规划，陆陆续续摸索的方法。现在歪打正着，国空基本上是这样，这里画圈那里画圈。景慧老总在时，我们讨论了几次。我说那边就是一个框，只要是的就可以往里装。当时城乡规划法有一句话，就当大旗：“保护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依照法规，只要专家评定价值足够高就可以作为保护对象，今天看来这一方向是正确的。

当今视野下，大家更关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我们早在2006年编制《蓟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时，就把一条明代蓟州军事防御线路做了梳理，以建立戍边文化线路片段为主要目标。现在北京和承德之间还没有勾连起来，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工作。

另外，周俭老师做了大量贡献，将HUL（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引入中国传播，结合他的实践经验的阐释。我觉得HUL理论特别适合中国，因为传统城市特别注重山水，包括像苏州这样双层叠加的城市。中国山水城市，将聚落和周边环境相联系。今天多讲风水和堪舆，就是山水环境和聚落关系的体现。使用这个方法，把很多看似和城市不关联的，但是实际上是背景或是文化景观的要素纳入了保护体系。

大明湖项目2002年完成了风貌带保护，我目前没回忆到国内有更早的，像这样把自然环境和城一起保护的做法。桂林人称山水城，但不是指城市内部要素。而济南是“山、泉、湖、城”一体，我们把山、水、城、田、海纳入7000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名城，形成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

苏州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中国园林，是古人智慧精华，但也带着一些文化根基。比较大的系统，我的老家济南泉城，后来从生态等方面准备申遗，也成为文化景观遗产。城市结构更是如此，时下北京中轴线申遗广受关注，社会大众对中国的城市层次也有了一个认识的机会。

此外，保护街区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我国划定的历史街区中，法定保护的文物、历史建筑涂个红点，占比非常低。北京四合院在街区中一般不超过10%。其他很多城市，可能上海稍多，租界街区里面热闹，但是其余城市比例非常低。我们面临历史街区中90%以上的建筑怎么保和如何做的问题。

早些年借着项目思考，从崖城到朱家裕，发现红点的房子和外面的红线撑不起片区，其他建筑拆完街区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加上一般传统建筑——街区涵盖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房子，一并保护才维持了街区的完整性。

今天还要形成稳定的共识，扩大对一般传统建筑的保护，规划范围内红点密度增大，密度大的片区便不能随便拆改。两个、三个红点之间要想更新，制约越来越明确，不可能大拆大改，就形成对街区的整体性保护。

三坊七巷也是比较幸运的例子。开始没有划定这些保护建筑，我们划定了9个文化院落，8个省保文物院落，又有两个倒挂——全国唯一倒挂街区文物级别的案例。在街区保护规划中，我们选定157幢传统建筑，后来都列入历史建筑。这样街巷即使要拆改也就无从入手，据我所知，三坊七巷大概是全国最全面的，基本上都被列为保护对象的街区。

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形成类似共识。这些传统建筑是什么？就是破破烂烂。我们做景德镇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时，传统民居有些是老百姓居住，有些被租赁，租客什么都不做，就向下盗挖埋藏区的青花瓷。政府没办法，只能把人请出去，这是唯一保护埋藏区的措施。清退住户后，民居经修缮改造成民宿，效益良好，客房一晚3000到5000不等，还预约不上。于是历史街区成为一个高品质的背景，稀缺的产品，设计注重观念、技术、思考以及工艺。消费者不傻，如果只是一个短平快的量产，不值这个价格。3000房费并不贵，因为这个地段建设极为有限，而且设计过程中梳理了很多支离的要素。普通风貌的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既是一个难点，做好了也是一个兴奋点。

另外还有风貌织补的问题，本来要盖9层的高楼，协调成6层。前面修修补补的，有修缮的有新增的，后面就形成类似坊的区块。风貌和工艺传承的问题，例如晋江的五店市传统建筑，当时要拆除，我们保留了这个城区内的传统聚落。一并保护的还有文化活动的传承，见人、见物、见生活。高质量的传承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需要我们做这样的工作。

最后是产业和文创，以及文创以外更广阔的，面向社会服务的领域，都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工业遗产也不一定是文化遗产，当时陶溪川没有列为遗产，就是一堆破房子，但是做到现在，是怎样的状态，给当地的社会和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根据专家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