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9月7-9日，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合肥召开。在全体大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教授作题为《本土都市主义视角的规划实践创新——绿道如何串起美好生活》的报告。

王世福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1 都市主义与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过程具有显著的自发演进特征，是数亿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合集，同时也发生了无法阻挡且不可逆的生活方式转变；二是城乡规划是有目的地干预城镇化的实践。作为一项专业性政府职能，城乡规划配置空间资源，保障公共服务，管控城市开发，保障安全韧性，需要置于整体城镇化进程中予以深刻认识。

都市主义（Urbanism）一词来源于法语urbanisme，在英文体系得到广泛传播。1938年，社会学家Wirth其定义为“不同于乡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出版的《我们的城市》一书中提出它是 “国家成熟的一种标志”。在欧洲语境中，都市主义常常等同于城市规划，指的是对空间实施干预的城市研究及规划设计。2016年，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将都市主义定义为城镇化进程与结果的经验、研究与干预。可见，都市主义的概念内涵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动干预，且与改变生活方式、体现城市文明相关。

2 都市主义与规划实践

（1）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

中国城镇化进程错综复杂，是外源、内源动力的制度响应和空间结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国际产业分工，承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珠三角、长三角成为了世界工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导致时空压缩，加速了资源的流动性，并促进了生活生产方式的迅速迭代。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叠加导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高度复杂性，这不是单一理论所能解释或预测的。现在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形成了一个共同议题：城市是不是美好生活的空间承载？以广州为例，这里有世界级的标志性建筑“小蛮腰”和珠江新城中轴线，也有与此同框近在咫尺的大规模城中村。城市空间是否实现了城镇化的理想呢？

从学科和行业角度来看，在中国城镇化率跨越50%这一转折点之前，城市规划与设计属于建筑学的范畴。2011年，随着中国城镇化率带动全球进入城市时代，城乡规划学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设置和发展。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中国以接近全球平均速度两倍的速度推进并继续带动全球城镇化。以贯彻生态文明观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强调空间治理的全面转型，促成了行业改革。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全球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也正在放缓，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平均城镇化率相比，中国城镇化仍然有一段非常关键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未来5至10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实践中的问题和矛盾将更复杂，另一方面也需要本土化思想和理论来指导实践。

（2）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世界性

放眼世界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城镇化属于第三波浪潮。前两波浪潮各自经历了大约百年，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城镇化普遍放缓，而中国则以改革开放则改变了自身以及世界，至2011年城镇化率突破50%，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的规划行业以较小的行业群体参与了这一堪称奇迹的城镇化进程，培育、发展、建设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规划教育，对标欧美经验，中国规划师群体数量与业务范围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欧美都市主义的“反城市”精神及反思

具有高城镇化水平的欧美城市曾经出现了“逃离城市”的思潮和现象，缘自“城市病”而导致对城市厌恶的情绪，也在面对城市问题的压力下诞生了现代城市规划。2011年，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其《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指出“城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为人们带来财富、智慧、绿色、健康与快乐，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格莱泽对“反城市”精神的批判和反思鼓舞了人们建设更美好城市的积极预期。面对这种高度反差的城市思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城市，胜利了吗？

（4）以多元视角的“新”都市主义批判城市问题

2011年巴奈特（Jonathan Barnett）将当时比较流行的都市主义归为六个方向：系统方向、绿色方向、传统方向、社区方向、社会政治方向和宣言方向。通过广泛的学术文献检索可知，几十年以来不断演绎且文献比较多的是景观都市主义、绿色都市主义、可持续都市主义等。因此，当用多向性、碎片化的都市主义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的思想和经验的时候，更美好的品质才是主旋律。

（5）都市主义的启发

都市主义启发我们深层次拷问：什么是好的城镇化？什么是好的城市？其思想根源在于美好生活与都市现实的偏差。一方面体现为对大城市的无序和丑陋问题的批判，特别是对功能性工业城市和高密度紧张城市的厌恶。另一方面体现为历史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结，尽可能保护建成区，甚至维持乡村传统居住模式的渴望，放弃高密度城市的选择。我们熟悉的如新城市主义、景观都市主义、日常都市主义，战术都市主义等，不仅反映着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理想，更包含着对城市问题的深刻批评和积极实践，在理论思辨和范例实践中激发出绿色生态、精明增长、步行友好、健康韧性、空间共享等全球普遍性的规划理念和原则！

（6）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都市主义

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能否产生都市主义，是我今天想讨论的要点。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全球层面上存在城市密度差异的背景，北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总体是低的，欧洲则相对紧凑，而亚洲城市的人口密度总体居高，这提醒我们都市主义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是具有地方差异的。其次，中国城镇化进程也充满了历史保护和新区拓展的交织，在历史保护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纠偏的工作，但也造就了很多城市历史街区由静宜生活转为网红打卡的城市场景。我们也观察到，中国人偏好热闹的生活方式，导致“城市乡愁已似时尚、旧城活化仍待突围”。正是因为中国人接受高密度聚居的生活方式，崇尚城市先进论的文化特性，所以中国从未出现“反城市”精神！

（7）规划理论的批判、反思与倡导

关于规划是否需要理论支撑，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中国学者也在呼吁改变理论空心化以及滞后于实践的问题。在持续迭代的热点规划问题中，我们不断响应科技前沿、生活前沿，知识前沿。这些都是与时俱进地伴随着城镇化发展。根据城镇化先发国家的大致经验，我相信在城镇化进程逐渐放缓的过程中，中国也会逐渐孕育出与其实践相适应的理论。

本土都市主义的理论挑战主要包括：大规模规划实践是否受到规划理论指导，大规模规划实践是否蕴含本土都市主义，本土都市主义是否会激发本土理论创新。若本土都市主义确实能够激发理论创新，那么这些理论也有可能会走出中国，作为一种例证中国的实践，影响其他国家。

我尝试用思想、行动和结果的相关逻辑思路来理解规划实践和都市主义。以结果审视行动，可以归纳规划方法，形成规划中的理论；以行动剖视思想，可能产生规划的理论；以思想检视结果，可以凝练城市的理论。按照这个框架，中国城镇化的经验及规划实践实施的干预，应该基本具备都市主义的特征，但考虑城镇化进程仍然未达到清晰稳定的阶段，有关美好城市的范型仍然不够清晰，理论的形成也是相当困难且缺乏必要的辩验。

3 广东绿道的规划实践创新

广东的绿道规划实践已影响到了全国。2024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省日照市阳光海岸绿道时指出：绿道建设把自然景色和人工设施很好地结合起来，应市民所需，是得民心之事。这是来自政治顶层对于规划实践相当肯定的评价。目前，全国已有230多个城市实施了绿道规划，其中56个城市制定了相应的专项规章。全国累计建设绿道长度已达10万公里，预计“十四五”期间将新增和改造绿道2万公里。广东自2010年开始绿道运动，目前绿道长度已达到2万公里。

广东绿道的决策源于区域环境治理和城乡统筹，2009年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推进的过程中，广东省建设厅提出的《关于借鉴国外经验，率先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议》作为一种有效的策略被省委省政府采纳，形成了省级规划愿景，并迅速部署到市、区逐级落实2010-2012年的三年行动计划。

美国绿道作为国外经验，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波士顿“翡翠项链”，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区绿道和铁路转步道的运动，积累了美国绿道的雏形。1987年，“绿道”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官方文件，即户外活动美国总统委员会报告《美国户外：遗产与挑战》。《国家地理》杂志也将绿道作为“通往未来之路”的重要主题进行传播推广，学术界相应开展了绿道理论的研究与发表。当绿道作为一种思想传播开来时，迅速且规范地促成了多种类型绿道的建设，相当程度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受美国绿道经验和案例的启发，广东绿道的规划实践创新充分调动各级政府，以“让城里人方便愉快地到达乡村，同时也让乡村人可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的行动策略，启蒙了乡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唤醒了骑行慢行生活方式，激励了社会资本参与城乡融合，并触媒全球性本土化空间体验，绿道规划实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全国性推广的过程中，各地的实践非常丰富，有风景道、生态道、幸福道、教育道和通勤道等多种类型，实现了“绿道串起美好生活”，其中也有都市主义的体现。

2017年，广东启动了“绿道+文化”的“南粤古驿道”规划建设，借鉴欧盟遗产保护的“文化线路”经验，旨在实现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并策划各类有意义的主题活动。南粤古驿道是一条展现岭南历史文化和地域风貌的华夏文明传承之路，一条促进粤东西北城乡经济互动发展、实现精准扶贫的经济之路，也是一条推动广东户外体育、乡村旅游的健康之路。广东省把历史上很多被荒置的古道发掘出来作为题材，通过古道、步道、绿道、风景道、水道等多元的线性载体，串联沿线的古驿道遗存、历史文化城镇村以及自然景观资源等节点，规划实施过程中，保留了乡村历史遗存的真实性，启蒙了乡村历史文化保护活化的地方意识。古驿道还融合了赓续红色教育、鼓励乡贤回乡效力等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地方知识培育，推动了“驿道+教育”“驿道+体育”“驿道+文创”等多元社会创新。

广东省最新的规划实践是“绿道+生态”的“广东万里碧道”项目。源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广东水污染问题比较突出，要下决心治理好，要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给老百姓营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自然生态。广东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加强公共慢行系统建设，整治河道水网，建设水碧岸美的万里碧道。“万里碧道”强调城水共治，构建生态、韧性安全的河湖水系，建设人民美好生活好去处，建设高质量滨水经济带。截至2022年底，通过碧道建设，慢行道长度从建设前的2332km增加至5953km；游径长度新增2962km；新增串联广府、潮客、红色、海上丝绸之路等特色资源点2077个；新增河道两岸绿化面积7.1万亩。

广东绿道的系列规划实践具有鲜明的本土化创新特征，积累了丰富的线性空间规划理念、经验与方法。受广东绿道的影响，全国10万公里超大规模绿道体系的规划、建设、使用，从运动走向常态，实现了“应市民所需，行民心所向”。在制度性上体现了治理创新，在技术性上体现了空间创新，在社会性上满足美好需求，在地方性上激活城乡知识。

广东绿道的系列规划实践受西方理论启迪，但其规划实施的制度性、技术性、社会性、地方性特征则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可以从思想、行动和结果的思辨中形成有价值的都市主义思考。在顶层思想领域，我们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纲领；在行动层面，我们开启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新体系；愿景结果则是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从广东省的三道建设规划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式线性空间规划方法。如果从三道规划行动的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匹配，可以看到我们在对线性空间规划进行干预时，采用了中国特色的路径组合，这当中或许蕴含着一定的规划理论。当然，对目前的结果，我们可能并不完全满意，也很难直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角度评价绿道规划实践及中国城镇化发展，我们的城市理论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总结。不管怎样，我们都期待美好生活导向的本土都市主义和中国规划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