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情决定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对农民的保护

我们国情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共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2.6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有6亿农村人口，其中有两亿农业劳动力。所谓农业劳动力指的是主要收入和主要劳动时间在农村。

对于2.6亿进城的农民工，按照他们目前在城市里的就业状况看，基本上70%甚至80%、90%都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安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今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是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的子女在哪里？农民工最多把子女带到城里享受城里的义务教育，其他相当一部分在农村，他们父母全部在农村。他们老了之后，很可能还要回去农村，因为在城里没有办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如在村里生活舒服。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9亿人口与农村有紧密联系，9亿人口大概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于农业领域。这个农业领域主要与土地有关，当他们一旦失去土地的时候，他们在农村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在城里没有办法体面安居的人群，硬要从农村赶出去，赶到城市里，这是非常大的事情。

中国今天看起来像发达国家，GDP总值是全世界第二，还有就是购买力。总而言之，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确实不错，但是中国按人均GDP就是7400美元，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属于人均收入偏少的类型。我们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楼继伟部长的说法，只有50%的可能性。而且这50%的可能性，也需要非常智慧。就全世界来看，一百多年来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韩国，还有“亚洲四小龙”另外三个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外，基本上没有，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城市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让农民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的机会，进城农民工很多会失败，这也与政策和制度有关。农民工进城，生活不好，给他们增加社会保障，增加社会保障，政府出钱？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社会保障，社会出钱，市场行为，谁给你出钱？农民今天都不愿意交社保，为什么？因为工资1/3交社保，还不如今天就用，先过好当下再说。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提供的就业机会，所提供的就业收入水平，也就只能保障今天，不能保障体面的未来，不能保障他全家体面的生活。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没有例外。

在这个意义上讲，既然进城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体面地在城市里生活下去，我们就要有办法来应对。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办法，就是如果进城失败，你还可以回去种田。还有个办法就是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里形成很多贫民窟。

前一种方法，你说农民回去种田，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田，还种得了吗？种得了！今天的农业技术，一个是机械化，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就使得种田很简单，很容易。中国城乡两元结构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城乡两元结构，但往往不是体制性的。今天体制性的城乡两元结构使得我们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局面，一个农民中国，一个城市中国。过去的城乡两元结构从农村提取资源进到城里，今天相对来讲，农民进城的限制只有你有没有钱，你找不找到好工作，在城里做生意赚没赚钱。他赚了钱，很容易进到城里，进到上海进不去，进北京进不去，进武汉还进不了，进县城进的了。这个很容易，没有任何限制，县城今天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子，农民进城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今天的体制性城乡两元结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城市过剩的资本下乡。上海的这样一个股市一下涨到五千点，多有钱。在座的也是城市过剩资本的占有者，你们都希望到农村去，买块宅基地，最后享受风花雪月，一年住一个星期，最后土地保值增值。现在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体制性的结构，限制你买，不允许你买，将城市的过剩资本卡住。农民愿意卖？不让你卖。有人说不让他卖太不象话了，为什么要限制农民的权利？当你看今天进城农民70%没有办法在城市体面生活，最终还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农村就成了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能不能买卖、是不是市场行为？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

后一个就是像很多国家一样，让农民尽可能进城，并且截断了后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城里人给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其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差不多，但是我们中国因为有体制性的城乡两元结构，因为农民可以回去种地，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面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大不同。比如我们到印度到拉美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去看，1/3人都住在贫民窟，中国有没有贫民窟？有人说中国的农村就是贫民窟。中国的农村不是贫民窟！贫民窟的生活是什么意思？贫民窟极度贫困，居无定所，难以治理，它的要害是生活没有希望，所有的土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归属，没有根，漂泊在农村，最后除非信仰来世，信仰下一辈子，说这一辈子做善事，下一辈子享福，社会才会安定。但是很遗憾，中国人不信下一辈子，如果这辈子过不好，都吃不上饭，到处都是很贫穷的人，社会就会出问题。我的国情决定了城乡两元结构，这也使中国避免了城市大规模的贫民窟，让农民多了一个退回去的选择。这样的国情是好的国情，这样的体制对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我觉得这是对农民的保护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