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19日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的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主题论坛“新常态：传承与变革”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召开。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主持本次论坛，并就30多年来城乡规划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孙施文 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过去政策带来的消化期，这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的变化，城乡规划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规划必须要面对现实，必须要应对策略。“新常态”是现在时期状态还是未来目标发展是目前争论热点。 围绕“新常态”展开为“传承”与“变革”是本次大会的主题。

过去三十年城乡规划发展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不管是经济发展的领域还是城乡规划，成绩还是非常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非常典型。

观点一：我们确立了现代城乡规划体系是现在一个比较典型的成就

中国的城乡规划的体系实际上是吸收了世界各国规划体系中最精华的部分，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体系。尽管它里面的运作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肯定现在的成就。

观点二：三十年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城乡规划在社会上的地位

所有的建设和发展是在规划的指导和引领下发展起来的，这凸显了城市规划作用的强大。由于城市规划权力过大，很多事情自身无法推进。“三规合一”对规划行业来说是好事，但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究，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刚刚过50%，从整个历史来看，现代城市规划在西方的建立恰恰是在这些国家达到了50%以后才确立起来的。我们城乡规划的体系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走在了城市化发展的前列，我们提前了很多，但我们仍未进入真正城市化的国家。以英国城市化发展为例，英国的城市化在1900年已经超过50%了，但英国城乡规划体系是1947年才确立。

观点三：中国城市规划在世界上做出理论上贡献的努力是需要时间的

过去三十年的城市规划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期，代价是昂贵的，经验是丰富的。我们的城市化50%是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相对于西方二次大战，西方的城市建设发展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前，但真正理论的发展是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我们新常态的换挡期与70年代西方发展速度对比，路并不难走。因此，快速发展时期要求理论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经济速度的放缓，会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是有帮助，过去30年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观点四：虽然我们有很成熟的规划队伍，吸收别人很多，但跨学科输出能力很弱

规划行业从事人员20万左右，注册规划师2万。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生机，好学蓬勃的小群体，内部交流很多，但我们的跨学科输出能力很弱。我们不仅需要吸收外专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结合利用并将规划输出给各学科领域。目前各学科对于城市的发展有大量的研究，其认识是有缺陷的。因此，更需要加强我们的输出能力。

规划是创意型的行业，解决的问题也是多样的。未来在新常态下，改变城市发展进程遇到的问题，传承过去30年积累的知识、经验、成就并进行转换是规划工作转型的重点。

观点五：所有以人为本的需求都要回归到物质空间

人的各种需求是物质空间形成的基础。人的需求是会改变的。对于需求变化的研究结果最终还是要回到物质空间中落实。因此，城市规划作为公共事务，围绕城市空间的作用会不断加强。

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是未来目标导向下的对城市问题的解决，谋求的是社会改革。社会组织、空间组织的内容仍然是空间巨大的。无论何种社会形态，何种发展方式，各个行业在空间上叠加产生的问题仍需规划师来协调，为未来发展预先安排，这是规划师核心的使命。以伦敦CBD、纽约时代广场等的历次规划变化为例，需要深入理解基于空间变化的内在机制。未来我国关于城市内部的空间改造，针对城市问题，围绕多元需求，用什么对策进行物质空间改善是规划工作的重点。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