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6的沈阳年会上，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会成功承办了“我国的区域观察与区域发展”专场。专场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施卫良院长主持并作精彩点评，学委会特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贾珅博士作了主题报告，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丹、昆明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海云、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魏旭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黎智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朱慧超、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慧智等规划师进行了演讲。
张辉副院长作了题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报告。他将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建国后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主要受均衡发展思潮影响，另外也受国家战备和国防安全的影响，计划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方式；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是这一阶段发展的主题，并直接决定了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南海模式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第三阶段为199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开放也就是国际化，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主题，出口导向成为经济发展的“利器”，浦东开放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第四阶段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发展与治理模式面临深刻调整，中国对内对外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也进入了深度的调整和转型期。打破地方行政壁垒的分割，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的力量，而且这个过程估计将会很漫长。
张辉副院长还就新期国家“三大”战略，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京津冀从协同发展、打破行政分割到形成成熟的城市群，估计需要30多年，正好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间；长江经济带串接了中国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体连接北美、欧盟两大经济体的首位对接国家后，因势力导、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紧密合作区都会比本国的国土大很多。“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构建紧密合作区、带领大家共同走向繁荣和富强的道路。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丹作了题为“刍议‘城市群阴影区’效应及消减策略”的报告。她认为，江苏镇江与河北廊坊、浙江嘉兴、广东中山等城市一样，都是特大和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阴影区”，高端发展要素呈现明显的外流特点。针对这类特殊城市，赵丹以镇江为例，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融入区域发展。沪宁高铁的开通，拉近了镇江和沪宁之间的距离，镇江必须融入这个区域发展的轴线；二是提高自身的凝聚力，提高自身的特色。近年来，许多城市出现了本质的回归，他们更加追求多元化，将智慧、创新、文化、生态的字放在更加明显的地位。对镇江来说，在上一阶段发展比较慢，但是也保留下来了比较好的山水格局，可以利用山水资源建立高品质的城区。
昆明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海云作了题为“新型城镇化语境下民用航空对云南旅游与城镇发展的影响”报告。他认为，云南山区占整个国土面积的94%，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的高成本，决定了航空运输的独特优势；云南独特的人文和丰富的旅游和文化资源，决定了适宜进行高复合度的旅游业开发。将航空运输与旅游业有机结合，既能够利用航空运输业的便捷和舒适，刺激游客数量和旅游消费的增长，提升旅游的价值和吸引力；也能够通过旅游业的提升，带动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深化民航和旅游业的合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模式。针对云南旅游与航空统筹协调发展，他建议：一是滇西地区特色最鲜明、资源利用程度最高，但元阳等地还存在着航空服务覆盖的盲点，最需要通过交通条件的改善来进一步提升旅游业吸引力；二是旅游业的收入占GDP比重较高的地方，往往是风景资源好，但是相对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需要进一步的整合优化、合理布局机场来提高旅游景区和旅游城镇的可达性；三是景区城市与枢纽城市昆明的联系度比较高，但景区城市之间的联系度薄弱，未来应该以通用航空的方式，补充旅游的南飞航线；四是要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的游客资源。
上海同济规划院的魏旭红作了题为“规划实践背景下的多中心战略研究：以上海都市区为例”的报告。她结合规模门槛和中心性两种方法，对上海都市区的多中心程度进行了测度。通过对上海的实证研究，她认为国家级开发区对次中心的形成，有推动作用；市级开发区对多中心没有显著作用，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的职能和定位，对多中心的形成，作用不显著。为推动上海都市区多中心的形成，她建议：一是要对就业-居住双重副中心，进行优先的重点扶持；二是要动态监测城市就业、居住空间的变化，优化公共服务、轨道交通、商业设施等供给；三是传统的统计数据无法做到连续监测。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精细化的评估方法，增加对创新活力空间、购买力中心、不同群体的利益关注点等的识别，为城市规划提供更好的依据。
广东省院的黎智枫作了题为“珠三角区域转型下的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报告。他认为，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场”模式已经改变，开始进入服务业价值区段的再分工。研究筛选了300多家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对他们的选址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91%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选址高度集中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9市的CBD及中心城区，符合生产性服务业通常的选址规律；广东自贸区的南沙与横琴与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较难满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的要求，因此选址在自贸区的企业较少。他建议：珠三角的中心城区，应重点引入大型的香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吸引其分支机构落户；要根据自贸区的区位特点发展专门的生产性服务业，如南沙发展运输物流类的企业。
中规院上海分院朱彗超作了题为“新型城镇化下城镇密集地区空间组织模式研究-以潍坊为例”的报告。他以山东潍坊为例，研究了中心城区不强、但县域经济发达的这类城市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我国一批该类型的地级市将会崛起，因为这些城市既有成本优势，又有比县城更好的设施和服务。他建议：一是推动组群城镇发展，以网络化+全域化的方式，在全域统筹布局制造业、服务业、轨道等交通设施，实现功能和设施在全域的合理布局，不要都集中在中心城区；二是要充分理解成长型城市群与成熟城市群的不同，理解单中心集聚与全域共同发展的不同。对于潍坊这样一个成长型的城市群，简单做大中心城区、忽视县域是不公平的。
浙江省院的高慧智作了题为“东部发达县域转型的多元化路径研究”的报告。她以浙江为例，将县域分为都市区一体化型、轴线联动型和山区据点型三种类型。德清县距离杭州40公里，是都市区一体化型县域的典型代表，它的核心发展战略，是参与杭州都市区的职能分工，并以生态空间分隔高密度、网络化的城镇组团；三门县是轴线联动型县域的代表。在发展战略层面，它通过积极融入海洋发展的轴线，城镇建设空间沿交通干道紧凑布局，轴线外围则形成若干据点式聚落；天台县是山区据点型的代表，特色化、精致化是其发展的方向。在城镇空间组织上，天台县在生态基底上实行了据点式的布局，“虚实间”为主，“实空间”则点缀其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贾坤博士作了题为“东北经济增速放缓的几点认识”的报告。他提出，区域经济减速受到区域发展阶段、周期性冲击、区域结构性矛盾等多方面的因素，区域增速变化需要在更长时期内结合人均收入水平变化来看。因此，他认为：第一，东三省不应放在一起作比较和分析，因为东三省人均收入水平差异显著，辽宁人均收入最高，黑龙江最低，只相当于辽宁的1/2。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辽宁和吉林的人均收入的排名在全国是比较稳定的，大概是10名上下。但是黑龙江非常不一样，长期来看还是处于一个下滑的通道，经济最为困难；第二，通过全国各省区的数据比较分析，老龄化、人才外流、体制环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国企比重、投资比例、税费比例、“挤水份”等，都无法解释东北经济增速的放缓；第三，也很难用一个不变的因素去解释变化的因素，如地方官员的腐败等。总之，东北现象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把结果当作原因，不能把与事实有悖的假设作为解释的前提条件，不能用不变的因素来解释变化的现象，不能用不可抗、非决策因素来解释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和城市经济学委会陈明供稿，观点未经报告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