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培育增长新动力、夯实经济新增长极的重大需要，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和破解京津冀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的重大需要，是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和推动形成新发展方式的重大需要。为此，我们从理论视角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形成了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五个理论问题，以帮助广大读者理清思路、全面把握其理论内涵，从而推动实践的开展。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从区域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拓展发展新空间、完善区域布局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北京的城市功能过于集聚，“大城市病”比较突出。而天津的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河北生产要素聚集程度不高、城市极化效应不够，总体格局可以用“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来形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是基于三地发展落差和差异定位，通过统一规划产业布局、生态结构，建立一体化市场，将首都“健体”做减法和区域联动算加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协调迈进、形成合力的整体目标。

从全国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带动整体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强化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举措。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通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和生产力布局，积极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带动全国各个区域实现快速均衡协调发展。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的投资成本逐步提高，地区间资金配置和产业转移的势头逐渐加快。而京津冀作为北方经济版图的核心区域，拥有完整齐备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重要承载地。而且，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打造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不仅要具有一般的经济功能，还要更加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

从国际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提升我国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组团式、集聚化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城市群与城市群的竞争。比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面积仅占美国国土面积的1.5%，但占全美总人口的20%，占全美制造业产值的30%，是美国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商贸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再看我国的京津冀城市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而且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完全能够形成在国际上首屈一指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前提是什么？

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几个特大城市为核心，若干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的“城市集团”或“集合体”。普遍认为，城市群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和人口，获得快速的发展，并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城市群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京津冀城市群具有一般城市群的典型特征，比如圈层结构，经济活动主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一圈圈向外拓展，周围地域根据受其影响的强弱及功能组织的不同而被划分为若干圈层。比如集聚功能，这里基本生产要素密集，现代工业、服务业集中，正在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

但不同于国内外一般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身特点也非常显著。比如差异性，京津冀城市群不仅仅考虑经济规模这个单一维度，而是在影响力、功能属性、基本定位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再比如规划性，一般城市群往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自发形成的，但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在有关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土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城镇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政府从长期和全局出发制定了有利于消除市场壁垒、破除既得利益、兼顾各方关切的规划纲要，并且通过统筹协调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进行实施，真正实现城市之间、地区之间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加快形成。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目标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转移，着力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着力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哪方面突破？

《纲要》提出，推进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建设完善、快捷的轨道交通系统是破解交通拥堵难题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京津冀的行政分割，三地在交通领域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且容易产生建设浪费、开发无序等问题。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较大，筹集建设资金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面临的难题。

生态环境既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京津冀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控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当前，京津冀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尚未形成制度层面明晰划分的责任与义务；城乡布局、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整体统筹设计，产业准入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保执法力度、污染治理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率先突破，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津冀地区的产业发展相辅相成，只有通过三地之间产业的协同发展才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在产业升级转型领域，京津冀三地在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业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直接影响资源和要素在三地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不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相关产业的转移和升级。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如何推进？

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纲要》确定了布局思路、骨架、定位，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基本遵循，三地协同发展由顶层设计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要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作用，调整重组区域功能，创新合作模式与利益分享机制，实现三地良性互动、一体发展。

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重构京津冀产业版图，必须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做到北京“转”，腾笼换鸟构筑“高精尖”产业体系；天津“立”，发力做实“北方经济中心”；河北“补”，打响压减过剩产能攻坚战。要探索地区间税收分享和产值分计机制，实现产业转移地和承接地之间合理的分税机制，要搭好各类产业对接平台，培植带动京津冀发展的有效载体。

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要进一步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要打破三地行政边界，统筹人口、产业、空间、土地利用等规划，有序组织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县域单元、重点镇的协同发展。

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要始终守住生态底线，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使绿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底色，过剩产能、优化产业发展方向、调整能源结构和发展循环经济等途径，探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

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要按照京津冀空间总体布局，着力构建以快速轨道交通为支撑的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系统，推动点、线、面的结合，大幅度提升综合运输能力。

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要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着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各类新型市场主体，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戴跃汉、《求是》杂志社郭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