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官方网站

您当前的位置: 中国城市规划网>资讯>规划会客厅> 正文

胡焕庸120年祭:那条线,那个人

2021-10-13 09:39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这本是一条充满学术色彩的分界线,这本是一个地理学界膜拜的名字,如今却跟他发现的这条线一起,为社会公众所津津乐道。

1.jpg

1935年,他发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但他只说了瑷珲和腾冲两个端点,并没有在论文附图上画出这条线。直到1989年,他才跟人合作,利用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真实画出了这条线。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条线并非那篇论文的学术重点。

多年以后,这条“瑷珲-腾冲线”已被称为“胡焕庸线”。在学术圈内,它以其科学性和稳定性,被公认为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线,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而且,前两条线都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筑,是有迹可循的,而“胡焕庸线”不是具象的,是横空出世。

在社会上,这条线已经成为一条探秘线、旅游线,开车沿着“胡焕庸线”跑一趟,成了很多人心中神往的旅程。因为这条线上地理形态纷繁复杂,而且这条线的两侧人口密度差异巨大,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当悬殊。

这些年来,“胡焕庸线”因其超乎想象的稳定性,学术声誉日隆。1935年,这条线西部人口占全国4%;而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再算,因分辨精度不同,西部人口的占比大致在5.6%到6.3%之间,变化甚微。

由此,“胡焕庸线”又因其数十年不变的顽健性,让很多人担忧。于是,对于“胡焕庸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的讨论,渐趋热烈。

这条看似“横空出世”的线,其实是基于严谨、枯燥、长期的学术研究。作为一名研究者,其根本任务就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胡焕庸线”的本质,就是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最为简洁的方式,进而成为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分界线,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

今年是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向大师致敬。

2.jpg

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

3.jpg

晚年胡焕庸

大师档案

胡焕庸:1901年11月生,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他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后被称为“胡焕庸线”。1998年4月,病逝于上海。

访谈嘉宾

丁金宏:1963年生,江苏涟水人,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著有《人口空间过程》《理论地理学》等专著。

胡企中:1944年生,江苏宜兴人,胡焕庸第七子。1963年毕业于上海化工专科学校,1987年在上海溶剂厂副总工程师任上,由国家经委选派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进修。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负责编著《聚甲醛树脂及其应用》一书。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到胡先生门下学习的?

丁金宏: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大学地理系读的,南大地理系延续的是原中央大学的脉络,而胡先生当年不仅是中央大学地理学的领导人,也是全中国地理学的领导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全方位感受到胡焕庸这个名字在地理学界的影响力。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兴趣是做人口地理研究。当时知道胡先生在华东师大,就给他写了封信,谈了我对国土规划等方面的思考,不知有没有可能到他的门下学习。很快就收到了胡先生的回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高渊:对于胡先生的回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丁金宏:一是他很热情,他说虽然年纪大了,但欢迎我去考他的博士生;二是老先生回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有点抖动,我想毕竟是上了年纪。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右手已经不能写字,这封信是用右手托着左手写的。

其实我跟胡先生还有一层关系,我的硕士导师是他当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研究生,他其实是我的“师祖”,这是我跟胡先生的一种特殊缘分吧。

高渊:第一次见到胡先生,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丁金宏:记得最后一门课考完后,监考老师跟我们几个考生说,胡老先生想见你们。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导师就要求见面了,放在今天更不可想象。

那年胡先生85岁,带着两三位学术助手,在华东师大工会跟我们作了面谈。交流过程中,胡先生思路非常清楚,对中国人口走势了如指掌,思维和表达丝毫没有紊乱,说明他身体还是可以的。他不断地问问题,就是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真的想研究。

我还有一个感觉,觉得他挺急的,迫切希望有人跟着他把人口地理学研究推进下去。“文革”结束后,胡先生在1984年招了第一届博士生,只招一个。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一年,到1986年我们这一届是他第二次招生,包括我在内,一下子招了三个。

高渊:你们三位是他的关门弟子?

丁金宏:我们之后,胡先生还招收过博士生。但他年纪越来越大,后来的博士生主要由副导师带了。可以说,我们是他亲自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

高渊:他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

丁金宏:胡先生不是有系统地开课,而是经常叫我们去他家,以漫谈的方式跟我们聊学术。我们既感到荣幸,也很有压力,每次去先生家都要作很多准备。他问得最多的是你最近有什么想法,最近做了什么,如果没达到他的期待,他就会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

那时候胡先生住在师大一村,一楼小三室要住他们老夫妻、小儿子胡企中夫妇和女儿,还有一个保姆。我们每次去就在小书房里聊,挺拥挤的。

4.jpg

20世纪80年代末,胡焕庸与博士生在一起,右一为丁金宏

高渊:你们跟胡先生交谈时,他会经常提到“胡焕庸线”吗?

丁金宏: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条线的重要性。他是位平和的学者,不会标榜自己的学术成果。

1935年,胡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叫做“瑷珲-腾冲线”。一直到1984年7月,美籍华裔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先生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后来广泛出现在研究文献中,这在相对谦逊的东方学术文化中并不常见。

高渊:在你看来,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是偶然还是必然?

丁金宏:这要看当年的大背景。20 世纪初期,中国笼罩在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的阴影中,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被认为是“冤头债主”。由此,人口和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

当时,有不少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以缓解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建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一时间方案层出不穷。不过,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并不积极,即便是多方要求设立的“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没批准。

高渊:但正是这种困顿时局,让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

丁金宏:对,当时有不少中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地理,竺可桢和翁文灏等人开始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20世纪30年代初,胡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他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制作了江苏省江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并用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释。1935 年发表了《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将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粮区、皖中稻米区、皖南及皖西茶山区四个农产区域,并据此解释人口分布。

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先生在作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他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首要难题是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胡先生尽量采用1935年当年的最新数据,但现实状况是只有浙江、山西等六省的县级统计是齐全的。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其中江苏、安徽等17 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1925 年的邮政统计数据,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两省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此外,他还用了一些《申报年鉴》、英文《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

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先生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称为“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

高渊:著名的“瑷珲-腾冲线”就此诞生了?

丁金宏:胡先生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他用一个点代表2万人,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

然后,他将人口密度等级跟自然地理属性作了对应分析。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级对应稻作平原,第二级为旱作冲积平原,第三级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其下为丘陵、山地、高原等,确立了以地形、气候为条件,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瑷珲—腾冲线”。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

高渊:但当年,胡先生为何没有把这条线画在文章的附图上?

丁金宏:确实,他在文中提出了这条线,但并没有真实划出这条线,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直到1989年,胡焕庸和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 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才将“瑷珲-腾冲线”落实在地图上。

根据我们的揣测,他当时没有直接画出来,很可能因为“瑷珲-腾冲线”不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学术重心。但后来,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

5.jpg

胡焕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留影

6.jpg

7.jpg

1935年,胡焕庸代表作《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在《地理学报》上

高渊:从提出这条线,到真正画出这条线,胡先生用了整整54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验证了这条线的科学性?

丁金宏:其实,当年胡先生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特别是“瑷珲-腾冲线”的发现,很快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胡先生自己回忆说,1945年底他到美国考察时,就发现他的论文被美国地理学会全文翻译印出,随同他们发行的《地理评论》分送各方。1948年,一位美国学者发表论文《战前中国人口:分布与密度》,系统介绍了胡焕庸对中国人口分布所作的开创性研究。

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很大争议,人口研究成为敏感问题。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有关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和“瑷珲-腾冲线”的验证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胡先生本人根据这次普查数据,核算了这条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发现东南地区的人口比重由原来的96%略减到94.4%,相应地西北人口比重从原来的4%上升到5.6%,两侧的人口密度悬殊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高渊:有个学术名词叫“顽健性”,用来形容“胡焕庸线”是否很恰当?

丁金宏:确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又有学者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胡焕庸线”东西部的人口比例变化幅度仅为1.8%。

2015年是“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我跟其他学者一起,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了进一步验证。由于分辨精度不同,各自的结果也略有差别,我们发现“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占比大致在5.6%到6.3%,仅比1990年略有上升。这再一次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或者说顽健性。

高渊:“胡焕庸线”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为什么依然这么稳定?

丁金宏:胡先生在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特别是雨量。一方面,“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台阶分界线较为吻合; 另一方面,“胡焕庸线”又与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较为贴近。这说明,地形及气候条件的作用是宏观准确的,也是综合叠加的。

而且,“胡焕庸线”位于农牧交错带上,这条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显著,东南部以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为主,耕作业的土地生产效率比畜牧业高,从而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差异性。再进一步看,“胡焕庸线”是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即陆地生态系统原始生产力的分界线。

另外,葛剑雄教授认为,“胡焕庸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形,它的稳定性是历史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甚至永恒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更多的探索。

高渊: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人试图挑战或者调整“胡焕庸线”?

丁金宏:曾有地理学者提出,中国的地理分界线应该是“漠河-腾冲线”,而非“瑷珲-腾冲线”,漠河在瑷珲西北方向大约500公里。

他没有说明这样调整的必要性,我推测可能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漠河-腾冲线”将国土分为面积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其二,漠河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个县,视觉上更具有顶点意义。

高渊:胡先生对这样的改动持什么态度?

丁金宏:他当然不同意,但也没有写文章去驳斥。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照例去胡先生家上课,他提了一句,说这样的改动有什么意思呢,漠河有什么特殊性?

其实这样的修改,对“胡焕庸线”的地位影响甚微。胡先生当年提出这条线时,中国版图跟现在不同,漠河的顶点意义及“漠河-腾冲线”的国土均分意义都不成立。更何况,这样调整后,西北侧的人口比重反而升到10%,而且线上很多地方的地理类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具备地理上的分界线意义。所以过了一段时间,这条“漠河-腾冲线”就基本没人再提了。

8.jpg

1945年至1947年,胡焕庸在美国考察

高渊:以往,人们广为知晓的是“秦岭-淮河线”“长城线”等。而现在,从社会热度上看,“胡焕庸线”的被议论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前两者。从学术地位上看,这三条线是否可以等量齐观?

丁金宏:我认为,“胡焕庸线”已逐渐确立为国家地理分界。

所谓国家地理分界,是指较大规模国家的国内顶级区域分界线。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顶级地理区域有多种习惯分法,比如以 “秦岭-淮河线”或“长江线”来划分南方与北方,以“长城线”划分塞内与塞外,以南北向结合省界划分为沿海、内地或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地形落差轮廓划分为高、中、低三大台阶等。

“胡焕庸线”形式上发端于人口密度差异,而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从这条线可以看到,直接影响人口密度的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的交通条件、商业的集聚区位等,而潜藏在人类活动之后的是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温降水、土壤植被等。在“胡焕庸线”西北的地区,自然条件、农业基础、交通条件、城市发展等跟东南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人口相对稀疏。

可以确认,“胡焕庸线”是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辨识度、科学性和稳定性,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

高渊:不过,当“胡焕庸线”日益成为市井谈资,是否存在穿凿附会和过度引申的问题?

丁金宏:“胡焕庸线”依托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基础,很多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现象,都会跟这条线产生或多或少的关联,由此导致了纷繁复杂的引申探索。

比如,有人认为这条线区分了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宏观地域差异性,东南地区不仅城市化领先,农村发展水平也明显高于西部;有人发现中国人口高流出区与高流入区,在这条线东南半壁呈互补关系,低流出区与低流入区则在西北半壁基本一致;也有人验证在这条线东南侧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是负相关,而西北侧为正相关等。

把“胡焕庸线”延伸到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等方面,是顺理成章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引申到更广泛的领域,有些有待于验证,更有一些则近乎猎奇了。有人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家庭规模演变的一条分界线,两侧家庭都在小型化过程中,但是西北部家庭规模收缩更快;有人说这条线对中国入境旅游空间有分界意义,东南多热点,西北多冷点;还有人认为这条线是中国人集体主义精神的分界线。

高渊:有些离奇的过度引申,其实是在消费“胡焕庸线”了。

丁金宏:“胡焕庸线”的本质是人地关系,而人与地这两个维度都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近年日见繁盛的引申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当下的研究应该多思考这条线与人口均衡发展的关系,西北地区如何增加发展机会、增进社会福利,以及这条线在后工业社会、大数据时代的新表现等。只有科学、严谨、务实地研究人地关系新命题,才能让“胡焕庸线”更好地服务于国情认知和国家建设。

而那些关于“胡焕庸线”穿凿附会的所谓研究,是对“胡焕庸线”的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

高渊: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位?

胡企中:对,我最小,排行老七。我是1944年12月生在重庆,那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临时搬到了重庆。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43岁,他当过中央大学教务长,不过我出生时应该已经辞掉这个职务了。

父亲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后,留下三个儿子。我的母亲是南京人,但因为外祖父在新疆,少女时代是在塔城度过的。她十五六岁跟家人回南京,后来考上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算大龄了,经人介绍跟父亲结了婚。

高渊:父母之间是怎样的相处关系?

胡企中:我母亲非常善良,她和父亲结婚第三天,晚上就带着襁褓中的三哥睡了。我父亲一直以事业为重,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时,他没带母亲和孩子,而是带着学生们先出发。我母亲是在南京大屠杀前夕,侥幸带着老人和孩子挤上了西行的轮船。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拒绝了去台湾的机票,后来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然后去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员会,再去怀远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都是他一个人先去,母亲带着孩子们再跟去。母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后来她跟每一个儿媳妇说,你们一定要自立,不能不工作,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高渊: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华东师范大学的?

胡企中:父亲1950年到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作,带队从皖北到苏北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苏北灌溉总渠的勘测定线。1952年建成后,淮河的洪涝灾害得到了有效遏制。

他是1953年调到华东师大地理系任教,这次也是他先来上海,母亲随后再过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母亲踩着父亲的脚印跟着他。当时,我的大哥二哥都很大了,其他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学,所以家里母亲只带了我一个。

高渊:胡先生到华东师大是52岁,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在华东师大过得怎么样?

胡企中:应该说,学校对我父亲是不错的。从工作上讲,1957年华东师大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由我父亲担任主任,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文革”后,1981年华东师大恢复重建人口研究室,还是由我父亲当主任,当时他已经80岁了。1983年,学校成立人口研究所,父亲是首任所长。他是1990年申请退休获准的,那年89岁。

从生活上来讲,父亲刚来时,学校分给他三间新建的平房。过了几年,又让我们住进一个小洋房的底楼,有好几个房间。“文革”中,我们搬进一个15平方米的平房,那当然很小。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给父亲分了一套一楼的小三房,那时候丁金宏他们经常来家里上课。到了1990年,学校分给父亲一套新房,虽然面积只有100平方米,但有5个房间,我家那个老保姆也有地方住了。

高渊:老先生年纪大了后,日常生活有什么习惯?

胡企中:他白天就是看书,经常看原版书。记得那时候傍晚我陪他在校园里散步,他老是教导我,要想了解学科前沿的东西,就要看原版书,几个大语种都要会。

他对孙辈的要求是,做作业时一人一套字典,不要互相借。他在房间里踱步,看到谁头太低了,就敲敲桌子。他吃得很简单,早上和中午都是吃面条,下午三四点吃点小点心,晚饭是不吃的。

丁金宏:我每次去,觉得胡先生天天都在思考中国人口的重大问题。他是非常勤奋的,早上一睁眼就在琢磨看什么书,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家都围着胡先生转,他是家里的中心,要看什么书,别人就赶紧给他递上。有段时候,他家旁边建大楼,打桩声非常响,他就夹着几本书去工会看。

我真难以想象,胡先生80多岁时,还经常发表论文,每一两年还会出版一本专著。而且他是用左手写作的,真是惜时如金。

高渊:老先生的最后岁月是怎么度过的?

胡企中:记得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父亲坐在藤椅上双眼翻白。我妻子一边喊一边用力掐人中,过了一会儿,一口气终于喘上来了。那以后,父亲的身体明显变差,没多久就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四年零一个月,最后陷入弥留时,医生问我们要不要切开气管,我们说不要了,父亲虚岁98了,不要徒增痛苦。

丁金宏:胡先生住进华东医院后,我因为已经留校工作,经常去看他。他住的是双人病房,同房间的是上海文学界的前辈于伶先生。一开始他身体还可以,能跟我聊聊,还给我介绍于先生。

1998年4月30日,我们人口所全体老师去扬州春游,我因为去过了就没去。也真是天意,那天我想有段时间没去看胡先生了,应该去一趟。到医院时,胡企中夫妇都在,看到胡先生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脸上还遮着纱布,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刚回到家,就接到胡企中妻子的电话,说爸爸走了。

9.jpg

10.jpg

图片胡焕庸与夫人桂秀君

高渊:胡先生已经故去20多年了,而对于这条神奇的“胡焕庸线”,社会各界兴趣越来越浓,不少人都想开着车跑一跑,还有人想举办汽车拉力赛。从科研的角度看,你觉得应该跑一跑吗?

丁金宏:中国有三条国家级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线”和“长城线”有着很强的具象性,而“胡焕庸线”的具象性不够,胡先生只告诉我们两个端点。这条线上的地理形态很复杂,非常有必要亲自走一走。

我在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愿望,但一直到最近才实现。从2019年到2020年,我带着学生开车跑完了全程。

高渊:你们是一口气跑完,还是分段跑?除了看地形地貌,还重点看了什么?

丁金宏:我们是分段跑的,在线上两个月,前后历时一年。第一段先到瑷珲,然后租车往南跑,先把东北跑完;第二段是从腾冲往北跑,把云南、四川跑完;第三段受去年年初疫情影响,直到9月份才跑完了山西、陕西等地。

我们不可能完全在线上跑,因为并没有一条按“胡焕庸线”修造的公路,而且线上有火山和地震带。我们就像缝衣服那样,沿着线上下来回穿梭。原则是尽可能地贴近“胡焕庸线”,包括横断山脉和秦岭等都跑了。

高渊:这一路跑下来,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丁金宏:应该说,我们亲眼确认了“胡焕庸线”对国家地理分界的意义。这条线上,有些段明显是南北地理分界线,也有些段是东西地理分界线,这种直观感受是从地图上得不到的。

我们不仅看地形地貌,还要去沿线老百姓的家、博物馆等等。因为从本质说,“胡焕庸线”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分界线,更深层的内涵是人地关系。我正在写一本这条线上人地关系的书,这趟旅程让我终身受益。

高渊:从胡先生的一生来看,他的学术领域很宽,“瑷珲-腾冲线”甚至不是他那篇学术论文的重点。为什么在他逝世后,这条线被尊称为“胡焕庸线”,似乎成了胡先生最大的学术遗产?

丁金宏:胡先生是一位跨文史地领域的大师,一生著述非常多,但如果从实际影响力来看,“胡焕庸线”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中国自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的矛盾渐渐突显。清初人口在一亿左右,到清末民初已经增长到4亿多,被称为清代人口奇迹,人口变量和耕地常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竺可桢、翁文灏到胡焕庸,都把土地、农产与人口紧密关联起来,对“地大物博人稠”的国情深表忧虑。

“胡焕庸线”的巨大价值,潜藏于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逻辑和就业逻辑中。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须臾或缺的资源,现代社会食物虽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但是大规模、远距离的食物运输是不经济的,因此食物的生产能力依然对人口宏观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而就业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关键中间变量,农耕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也适合城市发展,这正是“胡焕庸线”在工业化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高渊:这几年,关于怎样突破“胡焕庸线”的讨论日益增多,这条线真的牢不可破吗?

丁金宏:胡先生提出这条线时,是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人口是4.58 亿,地理学家已经对中国遍地都是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惊讶不已。到如今,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4 亿,人口增长了两倍,而耕地面积仅增加56%。

“胡焕庸线”是地理国情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口密集与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与贫穷的分界,这正是希望突破“胡焕庸线”的原因。但这种突破,应该以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为目标,特别是加强对交通、教育以及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保障基本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西部有更快的发展速度,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高渊:在你看来,突破“胡焕庸线”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丁金宏:无论是公平发展的社会伦理,还是帮扶边远的感情寄托,都应该实施向西部倾斜的积极政策。因为如果听凭市场的安排,消极等待东南地区的机会溢出,那将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经济循环,西北地区是等不起的。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胡焕庸线”的突破,不要只盯着人口数量的比重。对西北地区而言,增加人口密度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目前占全国人口6%未必嫌少,顺其自然多点少点都没问题,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裕起来,让生态稳定向好。


相关新闻

学会声音

更多

规划动态

更多

规划会客厅

更多

成都都市圈是个什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