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原有模式、路径与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新要求，作为“负效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影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成因，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要治理好“三病”。

首先是基础设施缺乏导致的“城市病”。城市规模越来越大，私家车数量大增，这等于把炼油厂搬到了市中心。但市中心高楼密集，又不利空气流通和污染物扩散。类似的情况，在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很多城市的主要解决办法是，把大部分人口从市中心导出。然而，这种解决对策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人多地少”的国情。

有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探索节能环保型私家车在城市应用普及的新模式——“两车制”，也就是鼓励进城开电动汽车，出城开燃油汽车。但是，一方面，充电桩和停车场的严重缺乏，使人们不敢放心使用电动汽车；另一方面，市民也不方便把燃油汽车停放到郊区，为城区停放电动汽车腾出车位。如果中国要推行“两车制”，首先要配套建设大量充电桩和停车场，方便私家车充电和换乘；其次，要在保证汽车道路占有公平的基础上，采取汽车限购政策，即以家庭为单位发放一张电动汽车牌照，多余车辆要征收拥堵费和排污费。

建设“美丽中国”，还要治理规划布局不合理带来的“工业病”。在中国不少城市，大量钢铁、水泥、纺织、石化、化工等环境高风险企业，与周边的居民区、城镇、农村交错分布，这对于空气、水源、植被等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危害。

从科学规划布局的角度，应该把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合适的地方，向园区集中，构建循环经济，促进“三废”集中处理。应该通过经济杠杆促进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环保升级。比如，将生产增值税改为环境保护税，视污染治理的水平和生态环境敏感度确定税率，将这部分税收主要用于区域生态环境统一治理上。

此外，还要治理法治不到位产生的“废物病”。很多废弃物原本可以循环利用，但由于法律法规缺乏，它们成了环境负担。比如，废蓄电池年回收仍处于分散、无序状态。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对废电池回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通过法治保证了积极落实消费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乎民族未来。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已经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利用新的技术模式、经济杠杆和法律法规，修补自然，改善生态，不仅不会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竞争力，而且会促进生态经济和美丽城镇建设，带动技术革新，带动相关的投资和劳动，创造许多新的产业和就业，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