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所谓“人口拐点”，除上海出现10万人的负增长，北京和广州人口总数其实仍在增长，只不过增速放缓。对主张严控人口规模的北上广管理者来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是，这是否真是所谓人口控制与疏解政策的“奇效”，笔者是很怀疑的。大城市人口增速放缓，与全国总人口增速放缓大体一致，去大城市打拼的本来就是年轻人居多，年轻人总数少了，大城市人口自然不再猛增。

大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其规模效益与聚集效益毋庸置疑，漫长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文明都是在城市产生。人为给城市划定一条人口红线，其实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有的学者就说，东京有3000多万人口，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比日本大十多倍的国家，完全可能培育四五千万人口的城市。笔者并不认为应该继续往少数几个大城市拼命堆砌资源，吸引更多人口进入，但也同样不认为，真有必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在城市人口规模这件事情上，市场的调节要远比行政的调控更为公平也更有效率。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要么设定一条资格红线，即所谓“素质标准”；要么限制自由迁徙权，户籍福利非但没有越剥越少，反而越增越厚。但无论哪一种，都是很荒谬的。同样，所谓迁出资源，让人口跟随资源流出，也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把批发市场迁出去很容易，把好大学和好医院迁走就难了。

更何况，强制迁出某项资源，本身就是对该资源的严重伤害，基于市场理性的“华为跑了”，才真正可行。如果说，特大城市的出现，过去主要依赖政策的庇护，而非经济的规律，那么现在要做的，不是再人为控制人口规模或者人为迁出某些资源，只要停止行政干预资源配置、权力扭曲城市发展即可。某些事情只能在某地做，别处不让干，这种事情应该少做；某地被允许做一些别处不准做的事情，相当于垄断特殊利益，这显然不是公平的竞争。

中国需要更多的北上广，而更多北上广的崛起，一方面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则主要依赖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之间需要比拼的是公共服务的水准，恪守契约精神，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每一个初创的企业，宽容每一个市场的创新。如果某些地方还在搞各种无聊的行政管制，动不动就严打网约车之类，创新自然就会与这样的城市无缘，资本既不会青睐，人才也不会涌入。

为什么很多人刚刚“逃离北上广”，马上又要“逃往北上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小地方更讲究人情关系，寻租腐败无处不在。而在大城市里，公共服务更趋公平，大家可以抛开关系拖累，拼真本事，因为这里的很多事情是可以预估的，不用担心政策朝令夕改，不用担心勾过去后被“尅”。相比之下，很多小地方依然热衷于“JQK”式忽悠招商（先勾进来，圈他块地，然后再“尅”）。

北上广的人口规模问题，其实不仅是北上广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地方太弱了；同样，北上广真正的“人口拐点”出现，也只有等待其他地方更具吸引力地崛起。

■ 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