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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创新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

2017-02-23 09:53 来源:新华网思客 作者:刘珺

天津作为历史上的国家重镇,其产业发展与国家的战略政策息息相关,更多受政治因素影响。

翻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发展战略,时代的烙印跃然纸上。从工业文明时代,要“做大工业、做大城镇、做大港口”到后工业文明时代,要发展“生态、人文、创新经济”,从规模导向、效率导向走向品质导向、人本导向。似乎每个城市都在追求创新,仿佛不提创新就落后于时代步伐。但是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做创新?创新背后的要素基因和发展逻辑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中国城市创新版图看创新基因

参考中国创新创业指数、中国城市创新指数、2014福布斯中国大陆最具创新力的25个城市、2014中国城市科技竞争力排行榜、2015年中国十大创新城市排行榜等多个报告和排行,可以发现中国创新城市排名大同小异,各城市的创新能力基本达成共识。第一梯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重庆、武汉、西安等位列第二梯队。

多个创新城市排行榜

若将创新能力细分为知识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和综合创新四种类型,综合创新评价细分指标和感性认知,不难想象全国的创新版图格局。北京和上海因其科教资源集聚、科技企业众多、创新服务完善等方面优势,成为综合创新典型代表。武汉、西安、广州、南京高等院校和人才资源集聚明显,表现出知识创新的优势。深圳和天津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成为创新体系的中流砥柱。而成都、重庆更多表现出金融服务、市场服务和创业服务方面的特色。

各个创新城市背后都有创新要素支撑,包括科教研究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服务机构等等,正是这些要素的集聚推动了城市创新功能的发展。中国正值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度的时间点,相比知识创新和服务创新,各个城市产业如何发展和创新更加值得深思。

挖掘产业创新背后的行为逻辑

似乎看上去一个城市只要集聚高新技术企业,配套以相关创新服务就可以在区域创新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创新的发生不是“物理反应”,却更像是“化学反应”。以深圳和天津为例,两者经济体量和人口体量类似,同样表现出高新技术企业优势,但创新能力却并不在同一梯队,两者的差距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创新功能与城市本身的产业有没有关系?

深圳过去几十年的产业发展路径演变对其今天的创新能力有着显著影响,深圳的产业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1992年,深圳采用“三来一补”的策略,从无到有,实现快速工业化,并逐步筛选产业类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为后续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1995年至2005年,深圳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阶段,高新园区和清华、北大、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研究院建立联系,深圳市政府也明确了高新技术发展方向,陆续出台一系列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文件,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2004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超过半数。第三阶段开始于2006年,深圳创新型产业全面开花,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文化创意、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多元发展的创新格局。

深圳作为曾经的改革新秀,处于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地区,其创新链也体现了市场需求拉动创新发展的特征。不同于基础创新、知识创新等布局创新链上游的模式,深圳“以需求定研发”的产业创新思路打破了创新成果难以转化的困境。华为、中兴等民用科技的创新往往与市场需求紧密相关。同时,深圳在多年的创新积累中,也培养了创新土壤和创新进取的文化,对高新技术产业之外的创新同样具有带动作用。

再看天津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天津作为历史上的国家重镇,其产业发展与国家的战略政策息息相关,更多受政治因素影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国家大力推进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但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涌入,2008年天津承办了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赛事,同年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2010年举行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等等,天津的国际化地位和职能初步显现。2010年之后,在北京非首都核心职能疏解的过程中,提出将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和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不少大型国企搬迁至天津,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国防科技成为支柱性产业,进一步带动天津产业创新发展。

可以看出,天津与深圳不同,在其产业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强过市场因素。就天津特色的军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门类而言,缺乏市场需求带动和创新扩散共享机制。天津未来在产业创新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向美国硅谷学习,依托现有航天、军工、高新技术企业,探索创新技术的民用化,增加市场的参与;另一方面,要挖掘新的产业创新类型,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发展。

那么,一个城市产业的创新与原有的产业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大势,城市的主导产业未来前景如何,传统资源型产业更多要谋求转型发展,需要从原有产业体系跳脱出来谋求新的产业创新,而深圳、天津以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体系则具有创新发展的基础。

其次,要看门类,深圳市场需求导向的民用科技企业往往更具创新活力,创新源、创新扩散、成果转化等多个创新链环节能够最大化创新的效率,减少壁垒。

此外,还要看文化,一个城市的创新精神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单一自下而上的创新政策未必能从本质上推动大众创新的积极性。

可见,城市创新功能的发展并不是创新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与各个创新要素对创新链条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同样是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不同城市创新效果在也会有所差异。

(刘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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