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走过40个春秋。

4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理念不断提升、力量不断壮大，保护对象不断扩充，保护利用工作经验不断丰富。

40年来，一大批千年名城的守护者，秉承情怀与责任，发挥专业与技术优势，探索出了众多原创性、全局性、可复制、可分享的名城保护实践经验，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值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年之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推出“规话名城”专栏，该专栏为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发起的征集文章，讲述学委会委员们守住变化中“不变”的文化根脉的故事。

作者| 汪芳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故宫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组织获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流域空间规划学术委员会

01  历史名城武汉寻根之旅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历史城镇与文化遗产的科研工作者，我在与武汉这座长江流域中游重镇的多次相遇中，陆续积累诸多的思考与感悟。可以说，武汉这座江湖之城是因水而兴。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鼎立于长江与汉江交汇之处，奠定了武汉优越的水陆交通区位及其中心城区独特的空间格局。追溯其城市发展史即可知，两江交汇一带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城市重心之所在。如今的中心城区，在明清之际，才成为“九省通衢”之都；在东汉末年，始有城邑建置；而在史前及春秋战国的很长一段时期，更是人烟稀少。

武汉城市之起源，被认为是位于黄陂区的盘龙城。2022年夏天，我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夏正楷先生、中国水科院杜龙江教授级高工一起同行，带领团队进行长江流域早期聚落遗址的考察，第一站便选在了武汉盘龙城，得到了盘龙城考古队领队张昌平教授，以及武汉大学孙卓老师、盘龙城博物馆宋若虹主任的指导。这座距今约3500年的商代古城，三面环水，依山而建，雄踞于长江北岸的制高点；城垣高耸，护城河与自然水系相沟通，形成了险峻的军事屏障与便捷的水陆交通，既近享取水之便又可抵洪水之灾。这样的区位选择与城市营建，也促使盘龙城成为中原商王朝向南方扩张的军事据点、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中心城市。

图 考察团队在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右四到右一分别为：孙卓、汪芳、夏正楷、杜龙江）

02 江汉平原早期聚落探源

若把时间追溯至史前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早期文明中心并不在武汉，而是起源于京山-天门一带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盘龙城不同，石家河并非黄河流域文明向长江流域南扩而形成，而是长江流域本土而生的中心聚落。距今5000-4200年，石家河遗址聚落群逐渐形成，并成长为面积达120万方、容纳5万人左右的超级环壕聚落。作为石家河考古队学术顾问团的成员之一，我曾到访天门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经过与石家河考古队领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研究员、天门市博物馆邓千武馆长等专家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石家河聚落的演化过程。目前的遗址群散落在距天门市区十余公里的村落农田之中，登上荒草覆盖的城垣，只见一派绿意盎然的田园风光。正如《诗经·黍离》中所描写的“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几千年前作为区域文明中心的重要聚落，极盛时期曾一度北扩并与黄河流域文明交流互动，最终汇入到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浪潮之中，如今被禾黍覆盖留下一片荒芜，直面往昔的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图 到访石家河考古发掘现场（左二到左五分别为：朱世乾、昝存宝、夏正楷、汪芳）

图 石家河考古发掘现场

03 长江流域中游聚落探访

若需要更加系统地理解城镇聚落的人地关系演化，就须把目光进一步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中游地区。回想起2020年秋，我参与组织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的第六届“早期聚落与城市”学术论坛，与学会曲长虹副秘书长、东南大学董卫教授等多位老师共赴常德澧县城头山考察。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崛起于距今约60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代表性遗址，留存有稻田遗迹。该遗址对研究早期人类社会文明、早期城池的建造，以及社会阶级分化是很好的案例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并且相互影响，对追寻长江流域乃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的聚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图 早期聚落与城市学术论坛城头山考察（照片中有曲长虹、董卫、李百浩、何书金、贺灿飞、彭保发、武廷海、赵辰、汪芳）

04 对流域聚落的学术思考

近些年来，我组织团队陆续去了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多个早期聚落遗址考察学习，并开始关注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许多遗址往往并不容易到达，常常散落在乡野间，甚至距最近的集镇都要驱车数小时，例如黄土高原的石峁遗址、黄河上游的喇家遗址；但有些则靠近历史文化名城，甚至属于历史名城的保护范围内，例如杭州的良渚遗址、西安的半坡遗址、洛阳的二里头遗址等。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安德鲁斯说道，“在时间面前，人类的功绩远远不及自然的力量，尤其是生机勃勃的植物”。仅从聚落营建的角度而言，我并不能完全认同这句话。诚然，环境变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特定时期内河湖水位的降低使早期人类可生存空间得到扩展；洪水的频繁发生迫使江汉地区的先民向高处迁徙；自然环境的恶化也曾对长江流域的城镇聚落与早期文明造成毁灭性影响。然而，确有一些聚落是文明未曾中断地延续至今的。其中，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应被低估。

这使我不禁思考：是什么决定了城镇聚落的延续、衰败或消亡？哪些因素导致了区域城市重心的转移？除了自然的威严或恩赐，一方面是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则是自身营城技术的提升。其中，对水的利用技术又是聚落营建技艺的一大关键。如今的武汉中心城区在聚落起源之初并不适宜筑城，从早期倾向于选址在与水保持适当距离的河流阶地或湖泊边缘台地上，到后来的建城于两江交汇之处，人类在逐渐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对水的利用技术不断提升，才有了武汉三镇的繁荣。

05 对名城工作的思索展望

流域是理解人水关系的基本空间单元。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早期文明与城乡聚落多发祥于大河流域；而不同流域呈现出差异化的聚落文明演进轨迹。可见，流域不仅是城乡聚落的环境基底，构成人与自然的空间媒介；亦是过去、当下、未来的时间纽带，成为城乡历史文化的源泉与脉络。于是，2021年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单位，牵头申请并获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流域城乡空间规划学术委员会，这是以流域作为空间单元，以“人-水”“城-水”关系为核心切入点，对流域城乡空间展开科学系统探讨，以期对名城保护和规划实践有所帮助。

同时，就名城工作的开展，我对城乡规划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也深有感触。例如，考古学揭示了早期聚落的起源，勾勒出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演化机制，呈现出地区特征与差异；而城乡规划则探索因地制宜的历史聚落保护和利用，以及当前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以此，各学科的交互融通，在城乡聚落的“过去-当下-未来”，“表征-机制-策略”之间搭建起桥梁。

早期聚落演化的溯源对阐释名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要意义，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机制与聚落营建的方法技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40年来我国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理论研究、制度完善与建设实践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期待未来的名城工作更加重视城市的寻根溯源，进一步加强流域内名城间的历史文化关联，以及清晰梳理其长时序演化规律。对过去的适应性理解得更深刻，对未来的可持续才能更清晰。从历史溯源和地方特征的角度来谈名城，是对名城保护初心的再寻找。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