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孙道胜（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柴彦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我国的传统社区规划以居住区设计为主要形式，偏重于物质空间的建设。近年来，社区规划师逐渐开始注重社区中的“人”，获取社区居民的意愿，或通过协同工作的方式落实“公众参与”。“生活圈”的概念核心是“生活”，即人们的日常行为，脱离了实际生活的纯物质空间规划不能称之为生活圈规划。较之于在一个个四面围起的地块上做规划设计，生活圈规划要有更综合的视野，要把居住空间放置于城市空间的整体之中去观察、去理解，而且更注重微观日常生活，注重城市与居民协同，强调行为需求的导向作用。

▲ 微观城市空间

▲ 宏观城市空间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生活圈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研究探索到实践落地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我国规划行业转型改革的一个缩影。

生活圈的溯源

“生活圈”的概念诞生于生态学研究领域并曾被用以描述作地缘政治关系。193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提出了一种层层嵌套的六边形地理空间结构，认为不同等级的商业设施、行政中心、交通枢纽等，位于不同层级的六边形的中心。而日本学者最初借鉴中心地理论提出了“生活圈”的空间模型。

生活圈的概念在日本的规划实践之中，有宏观区域尺度的运用，例如，针对日本战后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中，将全国划分为7个生活圈，通过区域开发追求各地区教育、文化、医疗机会的均等；同时也有微观城市内部尺度的运用，在居住社区的规划中，日本学者反思西方大为流行的“邻里单元”式的规划方法（实际上也是我国小区建设的理论来源之一），认为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局限在一个一个的“单元”之中，而是具备更加自由的形态。这也成为社区生活圈规划的重要理论和思想根源。

▲ 日本的商业场所承担着生活圈活力再造的职能（摄于日本新宿） 图｜赵勇健 摄

根据《日本大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活圈是“基于特定居住区域的居民生活行为的领域和范围”。可细分为购物圈、通勤圈、通学圈等不同圈层。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日本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阶段，人口下降、城市收缩，日本希望借助于城市内部生活圈的划定，促进人口的再集中，在局部范围内提高人口密度、增强城市活力，实现地区“活化”。

▲ 日本的商业场所承担着生活圈活力再造的职能（摄于日本东京六本木） 图｜赵勇健 摄

以需求谋划生活圈

在国内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如何在注重“公平性”的同时，兼顾“差异化”与“个性化”，呼声越来越高。目前一个普适性的概念方法叫做“千人指标”，用居住区的人口数乘以特定的配置系数，来确定一个居住区应该配置多少公共服务设施。这一方法是有效的，但不够精细，不能回答不同的城市区位、面向不同的居民群体应该如何配置设施。显然，市中心和城市郊区的需求层级和对应商业供给模式应存在差异，而不同年龄、性别的人，也有着不同的需求特征。生活圈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须做到居住与通勤、购物、休闲等行为相融合，近距离与远距离相衔接，营造差异化、就地化和集约化的生活空间。

▲ 城市郊区年轻群体的消费生活方式

目前，“生活圈”理念在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实践之中已经开始逐步推广。2021年《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成为了行业指导文件，“生活圈”从概念雏形走向实施落地。

探索用数据精准描绘生活圈

“生活圈规划”的对象是居民日常生活空间，更确切的说，是居民的真实行为空间。早在“大数据元年”的2012年，我们就采用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大数据作为数据源，洞悉社区生活圈形态。以北京市清河街道为例，共完成了18个社区共242名居民一周7天的出行GPS数据采集，并以此绘制每一名居民的出行轨迹。社区生活圈是每一个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叠加的结果，通过一定的分析技术，将每一个居民的GPS数据在空间上进行叠加，并且通过某种数学方法将联系较为紧密的相邻社区进行聚合，提取社区居民的共同生活空间，就得到了生活圈的形态。

▲ 十年前的GPS定位器及为活动调查专门建设的网站

研究结果发现，居民的生活圈并非是以居住地点为中心、以特定的半径画出的“圈”，而是呈现沿着城市道路，由内向外生长的空间形态，其形态类似于具有生命力的植物，而街角、商店、绿地等公共空间，由于能够吸引人的活动，而形成社区生活圈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可见，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载体是社区及其周边的街道。

这十来年间，行为大数据的采集也经历了从原始阶段到先进技术的演变。当年开展调查时，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我们邀请社区居民每日随身携带笨重的GPS定位设备，并在一天结束之后登录专门开发的网站，逐项填写每天的活动行程。此时回忆，不免有筚路蓝缕之感。随着技术进步，基于位置的服务（LBS）技术日渐成熟，一部智能手机似乎可成为发现生活圈的利器。尽管如此，当年这项前瞻性的工作，对生活圈大数据研究亦进行了积极探索。

生活圈规划的北京实践

在2019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宜居便利、均衡发展，建立市民中心-组团中心-家园中心-便民服务点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5-15-30分钟生活圈”。这不仅仅是出于城市建设的集中-分散布局和商业设施的多层级选址的考虑，更是为了就近满足居民的各层级的生活需求，实现便民设施5分钟可达、家园中心15分钟可达、组团中心及市民中心30分钟可达。

▲ 老城区居民的休闲生活方式

位于通州临河里商圈的花千里商业步行街是北京城市副中心12个“组团中心”之一，通过与华业东方玫瑰社区一体化开发建设，将商业空间整合到居住空间之中，不仅在近距离满足所在社区的基础生活需求，更为临河里一带两万余居民提供商业服务覆盖。

▲ 奔走于临河里商圈的外卖小哥

以花千里步行街为代表的组团中心生活圈具有城市公共空间色彩，以中仓社区为代表的家园中心生活圈，则具有浓厚的就地化生活气息。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区建成的第一个家园中心，由原锅炉房改建而成，在苍翠古树的掩映下，中心保留了原有建筑的粗犷线条和形态。家园中心不仅汇集了便利店、卫生服务站、养老餐厅及诸多便民设施，而且宜人的户外环境也装点了社区居民的活动空间。

▲ 古树掩映下的中仓社区家园中心

这些生活圈规划的实践，遵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偏好，使人们对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获得感与满足感最大化，也节约了出行时间和距离成本，并营造了共享的公共空间，让生活圈成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共同体。

结语

过去的十年是生活圈初芽微萌的十年，“生活圈”理念正在融入我们的城市，成为人本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关于生活圈的探讨，更好地回应了人的价值与人的需求，而进行自我创新。我们见证了生活圈规划被写入了行业指南、纳入了地方实践，建章立制、落地生根。以这些开端性的工作为基础，生活圈规划将逐步成为完整的实践体系，为城市治理而服务，为人民生活而服务，进而落实到便民生活圈、安民生活圈、乐民生活圈，从社区生活圈逐步拓展到城市生活圈，随着城市社区治理和深化“放管服”改革，上下贯通，联动规划，将促进城市的共建、共享和共治。

▲ 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加快打造宜居的生活圈环境

生活是本质，是城市的微观生活空间内涵；而“圈”是形态、是手段，是城市规划的微观实践模式。生活圈规划，是在我国规划面向精细化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价值理念到实践路径的重要探索，体现了对于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将引领我们的城市朝着更加高品质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