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言

中国的城市规划史源远流长，同时也是一部跨时空互动交流的历史。已有的规划史研究往往容易忽略规划扩散过程中包含的抵制、适应、再创造等方面的复杂性，而不自觉地倾向于使用殖民主义、现代化、全球化等语汇来解释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单向传播带来的标准化和相似性，弱化了中国特色规划思想在本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适应与再传播。

笔者从内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规划扩散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归纳总结，讨论规划历史之中“复杂性”和“多变性”，强调规划扩散的内核是规划知识的部分再创造的论断。重点发掘带来创新的两个主体——行动者和地方抵抗，以期丰富中国规划史的研究视角。

2 规划扩散的内涵与相关概念

“扩散”一词被用来指代规划知识在地理层面从起源开始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其他地方蔓延、分配或者散布的过程，它强调新的知识在成功实践之后带来的某种蜂聚现象。这个术语是从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扩散研究中借用而来，用来描述规划知识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国家之间和内部流动。

规划扩散研究的对象是各类规划知识，包括行动者将规划思想带到新的目的地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行为和状态。

3 以行动者为线索的规划扩散机制与动因剖析

3.1 行动者类别与扩散机制

首先，个体、社会机构、政府被认为是扩散的三种主要的行动者类别。其次，更广泛的移民群体，包括跨区域的商业精英、专业专家、劳动者、难民，以及长期和短期的旅行者等，他们的经历会或多或少地对目的地的城市建设造成影响，大到城市尺度的规划建设，小到房屋或构造物尺度的建造。最后，一些特定的规划产品，包括：学术报告、出版物、相关会议、互联网网站、游学，以及跨国城市政策、规划实践都在承载和塑造规划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2 扩散动因：客观判断还是主观行为？

目前关于扩散动因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派：强调宏观背景影响的客观派，以及强调个人主义的主观派。客观派主张大的社会背景和权力的博弈对规划扩散的影响。而主观派则在承认结构的有限作用下，认为一些个人力量对知识的扩散有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的分歧被认为来自于不同事件的具体分析，而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解释立场的产物。这也更加验证了规划扩散的复杂性，而不是单一的、统一的过程。

4 以目的地为线索的规划变化机制与动因剖析

4.1 “误读” 还是再创造？

在早期研究中，规划历史学者就认识到了规划知识在目的地的变化。他们通常将变化解读为某种误解或误用。

然而，随着规划历史研究趋向社会学视角，城市空间被看作权力和社会的产物，规划知识的变化被视为行动者有意识的选择和再创造。在不同社会环境中，规划者将这些知识与国家特色融合，以更好地适应当地情况。这种变化使得规划理念在新的地方得以扩散，就像“适者生存”一样，它实际上是规划适应的过程，有助于理念的发展和传播。

4.2 目的地的力量：地方抵抗和再创造

同时，规划思想传播的目的地也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那些通常被忽视的受到殖民或霸权统治的地区。这进一步引发了“本土化”或“在地化”的观点，即外来规划理念需要在地方抵抗之后才能在新目的地生根，这通常会导致创新性的部分或完全的变化。地方抵制包含着构造新知识的可能性，它与权力的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各种各样的支持或者反对的行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的规划思想和其背后话语权做出改变。

因此，规划扩散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旅行，并不完全是“重要人物”和“理性思考”在“沉默的接受地”的产物，它很少会出现地理同质化。这挑战了殖民输出、文化霸权、全球化等普适性地寻找规划相似之处的研究视角，而是更加关注规划在扩散过程中的变化和创新。它开启了规划历史的一个重要研究议程：规划扩散是知识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行动者和目的地都表达出了极大的能动性。

5 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

规划历史研究中，理论框架不一定是必需品。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从事理论研究已经限制了规划史学者之间共鸣的产生，并且可能会阻碍对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清晰判断。因此，本节针对前文观点，引入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来加强对规划扩散和创新的理解。

5.1 关于行动者的行为机制

沃德引入了政治学家洛威兹和马什的政策流动模型来理解规划人员筛选、评价、融合想法到新的环境的过程。它总结了重要的影响扩散的因子，并描述了自愿、强制和居中三个程度的转移。

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则被引入规划扩散领域来强调更广泛的参与者（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并反映了许多规划历史学家们遵循的内隐式解释框架。

赫胥黎提出使用福柯的谱系学（généalogie）和分解行为（act of decomposition）来追溯知识变化背后所包含的各种实践关系。它坚持一种断裂的、偶然的和非连续性的历史观。

除此之外，希利还借用解释性政策分析（interpretative policy analysis）和知识回路（circuits of knowledge）来描述规划理念的跨国流动；哈里斯认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尝试也可以帮助说明行动者在选择和实施规划知识时的过程。

5.2 关于规划扩散动因

罗斯开发了一种类型学方法，将规划扩散动因理解为一种理性决策过程，包括四种类型对象：邻居、远方的朋友、有用的陌生国家，以及那些太大或太好而不容忽视的地方。这种方法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它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主体，这在实际操作中有较高的效用，但局限性在于忽略了个体经验、个人喜好对规划的扩散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则认为行动者的规划决策行为是不完全理性的，因为已有的社会认知结构会影响他们对现实情境的判断，从而使新的规划思想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

源于赛义德的想象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y）则更加感性，认为由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别，外部观察者感知和重塑他者的方式通常带有某种“想象”的成分。科恩、沃德、莉托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的规划扩散研究强调了规划思想传播背后的高度象征意义，从而在流动过程中脱离了文本，从而丧失了理性的意义。

5.3 关于目的地的能动性

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赛义德的理论旅行（travelling theory）被引用进来，强调某些理念引入目的地的运动绝不是畅行无阻的，它势必会引起不同于原点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这便是地方抵制和再创造的力量。这个理论详细描述了思想在旅行过程中在到达地方之前所经历的改变，它通常伴随着挪用、解释、抵抗、再创造等地方活动。

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则帮助理解地方层面已有的一系列制度对规划扩散的新的规划知识的限制。即新的制度通常会受到旧制度的影响而表现出旧制度的特点。

6 对中国规划史的思考

由于缺乏对中国语境下的规划挪用和再创造的研究，仍有很多跨区域的规划思想、模型、事件的关联被蒙上了阴影。因此，本文着重从带来创新的两个主体——行动者和地方抵抗入手，为中国规划史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6.1 挖掘行动者的创新能动性

一些非专业和权威的行动者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规划扩散和改变，这一点将有助于拓展目前国内规划史以重要人物为主的研究思路。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一些国内关键的规划相关人物或者规划工具为引，从其相关的社会网络的视角（包括相关的合作者、引用者、所在组织、城市空间、出版物等内容）向前（溯源）或者向后（寻找变体）追溯，并在引入新的行动者时寻找所发生的改变、转译、扭曲或修改行为。

在认知中国的规划扩散具体事件时，相较于已经普遍被接受的理性客观分析，有一定偶然性的感性主观思考模式也应当被纳入考量。这种想象可以通过一些材料（图表、故事、海报、蓝图、轶事、比例模型等）得以保存，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以作为解读我国行动者背后价值观和认知模式的主要方法。

6.2 挖掘地方力量的创新能动性

充分认知地方抵制包含着构造新知识的可能性，可以一种后殖民或者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强调我国规划知识创新的能动性。这包括对更广泛种族、地区、宗教、阶级、性别、职业、政治和文化的作用力的思考。一些特定的意识和制度也可以被强调，如晚清时期的“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本位城市”，20世纪60年代的本土主义规划，以及当代的地方规划实践其实都是中国地方力量反对、取代、修改的过程。

7 结语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以规划扩散的视角更立体地研究中国规划史，是科学认识自我、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环节。

在充分认识到规划扩散带来的创新和变化后，可知中国规划理念的数量和种类远比认识到的多。除了研究中国地方的能动性外，还可以期待一个更加主动的话语体系——寻找那些中国规划思想对外扩散中形成的更广泛的“分支”，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原文介绍

《规划扩散视角下的中国规划史研究》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9期，第21-30页，第66页。

牛元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生，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