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中国的城市历史正在不断改写和上溯，发现古代城市遗址的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早期历史文献中一些有关城市的记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由于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国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有“万国”之说。直到春秋初（公元前8世纪后期），有记载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一般来说，一座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主宰该城的诸侯或贵族的宫室，同时也是该城的行政和祭祀场所。城的四周一般围有城墙，有的还有相应的防卫工事。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富余，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还可能有农田。相比之下，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用今天的眼光看，城市内部这样的结构和功能并不合理，却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也体现了当时人的智慧。对每座城的居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安全。这些都离不开君主和城墙的庇护，二者在城中占主要地位是顺理成章的。

自秦以降，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以西汉为例，全国1500多座城被分为首都，郡、国（诸侯国），县、侯国（列侯的封地）、道（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邑（皇后、公主等的封邑）这三个等级，逐级管辖。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都筑有城墙，宫殿（或衙署）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

西汉的长安城是在秦朝废墟上新建的城市，事先就有严格的规划。长安城的面积约36平方公里，但城内的主要部分是宫殿，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合计约12.6平方公里，加上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设施，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供百姓居住。由于城内容不下众多的官员、贵族，他们大多居住在长安附近新建或扩建的“陵县”（因皇帝的陵墓而设置的县）内，以至形成了一个人口比长安还多的城市带。

东汉首都洛阳城的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内的南宫、北宫等宫殿占地约4平方公里，再除去衙署等建筑，留给居民的地方大概也不过三分之一。

首都以下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的宫殿，但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

在一个农业社会，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除了本来就住在城里，或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商人、工匠等，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因为城市对他们并无多少吸引力，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

东汉末年开始的分裂割据，以及期间反复出现的饥馑、战乱使原有城市受到很大破坏，但一些新因素也导致了城市的进步。例如，各政权为了增强实力，在城市建设中更讲究实效，避免形式；原有宫殿毁坏，或没有能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民居在城市中所占比例相应增加；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首都与大城市中往往形成特殊的景观。

以北魏洛阳为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原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种新气象，恰恰是以往的首都城市所不曾有过的。

唐朝的首都长安已经兼顾了城市的不同功能。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其中5条干道宽百米以上。街道将城内分为110坊，各坊建有坊墙、坊门，坊内为居民住宅、宫衙、佛寺、道观等。东西两市筑有围墙，市内店铺、作坊密布，商业繁荣。三条渠道将河水引入城内，以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并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人口最多、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对居民的生活有所影响，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有所限制，这些局限到宋代才得到突破。结合《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和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城市在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

因此，尽管在宋代以后，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封闭性政治中心的传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如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