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汉：避免“复制粘贴”，古镇开发要因地制宜挖特色

当湖南大庸古城25亿元投资遭遇日均不足20人的客流反差，当各地“假古镇”陷入招商停滞、商铺空置的困境，中国古镇开发正迎来历史性转折时刻。

在这场持续二十余年的“造镇运动”中，人们目睹了太多文化标本的异化：常德桃花源古镇斥资50亿打造“桃花源”，如今变成一座到处长满荒草的“空城”；陕西韩城古城曾因“拆真建假”被多部门通报批评；天水古镇斥近9亿元巨资开发却造成大规模的古迹破坏……在住建部公布的数百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部分却陷入“保护性破坏”悖论，我们不得不追问：古镇开发的初心究竟何在？

日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通过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系统解构古镇开发从过热到理性的转型逻辑。

张广汉认为，大庸古城现状，正是整个行业走向成熟过程中自然淘汰的结果。古镇旅游依然处于发展期，前景广阔，但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真正的古镇保护与发展应当是在尊重历史、居民及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注重挖掘本地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避免千篇一律的商品化和建筑风格，同时合理规划商业空间，确保古镇既能够吸引游客，又不失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社会活力。

此外，张广汉还强调了古镇开发中科学规划的重要性，他指出地方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需求和发展潜力，制定出符合当地特色的开发策略。对于那些缺乏历史文化根基的人造古镇项目，更应审慎对待，避免盲目复制其他地区的成功案例而忽视了自身的独特性。

张广汉表示，站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衡量古镇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应是客流量和营收数据，而是文化基因的存活度、社区结构的稳定性和空间记忆的延续性。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古镇”作为文化名片时，更要警惕同质化开发对地域文化的消解。毕竟，真正的古镇魅力，正在于那不可复制的历史质感与人间烟火。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受访者供图

以下为澎湃新闻与张广汉的对话：

澎湃新闻：近年来，古镇（古城）开发从“热潮”逐渐转向“降温”，多地出现假古镇、过度商业化、人气不足、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以湖南大庸古城为例，25亿元投资与日均不足20人的客流形成巨大反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个别案例还是普遍趋势？

湖南大庸古城   央视新闻 图

张广汉：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古镇旅游仍处于发展期，前景广阔。游客对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兴趣持续高涨。从整体趋势来看，古镇旅游的发展“黄金周期”预计可达20年左右。

近年来古镇开发热潮却逐渐降温，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市场对粗放发展模式的自然淘汰，也预示着行业将进入精品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事实上，真正得到妥善保护的古镇，旅游热度并没有因整体市场降温而下降，游客数量依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但市场上相当一部分古镇的开发确实存在很大缺陷，现在走向死胡同是必然趋势。

比如，部分古镇在开发过程中忽视了对本地文化的深度挖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转而追求大众化、标准化的文旅商品。大量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而来的旅游纪念品充斥市场，甚至“特色小吃”也同质化严重，缺乏地方特色。这种千篇一律的商业业态和建筑风格，使得游客体验感下降，导致古镇吸引力减弱。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房地产行业下行，众多房地产企业纷纷转型，成为文旅开发的主力。而如今房地产行业正面临深度洗牌，企业投资愈发审慎。尤其是在项目前期决策阶段，企业对古镇开发运营中暴露出的问题已有深刻认知，意识到这种开发模式缺乏可持续性，难以长期维系，投资根本无法实现有效回收，索性规避这个领域。

从游客角度来看，近年来游客审美能力提升，辨别意识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仿古体验，而是更倾向于深入感受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富有烟火气的文化氛围。他们希望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生活方式。随着旅游品质要求提高，以往开发的古镇因未能持续改进，逐渐被游客抛弃。

湖南大庸古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游客抛弃的例子，这个古城本拥有真实的历史街区资源（如大庸古城南门外原历史街区），但基础设施落后、房屋破旧，地方政府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反而选择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拆除真实存续300年的南门老街、原住民全部外迁，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仿古文旅商融合型街区。这种建设未遵循当地传统民居和店铺格局，完全按照旅游开发逻辑进行设计，直接与文化价值、市场需求、老百姓的生活相背离，缺乏文化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必然遭遇市场惩罚。

澎湃新闻：许多古镇建筑风格雷同、业态高度相似，甚至出现无历史根基的“人造古镇”。这种开发模式的问题根源在哪里？规划环节是否存在缺陷？

张广汉：关于目前大量新建仿古古镇的现象，我们应理性看待。有些地方已无真实古镇遗存，而在县城周边打造新的古城景区，虽不具备历史文化真实性，但作为旅游产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地方文化供给，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然而，这类项目往往动用大量国家财政资金，若缺乏科学论证、规范审批和持续监管，极易沦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终投资难以回收，损失却由公众承担。

部分地方在缺乏系统评估的情况下，盲目复制“古城模式”，不仅浪费资源，也难以为百姓带来实质性的福祉提升。

我尤其反对的是，在原有古镇古村的基础上，将其拆除重建为“伪古建”，打着“保护开发”的旗号，行“破坏历史”之实。这不仅是财政资源的浪费，更是对文化遗产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必须坚决杜绝此类行为，守住文化底线。

总之，古镇保护与开发应在尊重历史、尊重居民、尊重真实性的前提下，科学规划、合理引导，避免过度商业化侵蚀文化本体，探索一条兼顾保护、传承与发展三者平衡的可持续路径。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千镇一面”现象，其背后是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在规划设计环节，部分地方政府聘请的设计单位资质不足、专业性不强，没有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特色，而是直接套用其他地区的成熟样式，导致古镇建设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趋势。例如，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被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仿古街区，但实际上，徽派建筑主要分布于皖南地区，在江西北部的婺源也有一定影响，而在其他区域并不具备历史和文化基础。这种不分地域、照搬照抄的做法，使古镇失去了应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辨识度。

从建筑本身的特性来看，不同地区的传统建筑受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等因素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差异。即便在同一省份内，各县市的建筑形式在檐口处理、屋面坡度、起翘方式、屋脊造型以及装饰风格等方面也各具特色。然而在古镇打造过程中，这些能够体现地域文化差异的重要特征，却常常被忽视。开发者为了追求建设效率和降低成本，往往采用统一的标准化模板进行施工，使得各地古镇建筑失去了原有的个性与韵味。

此外，真正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在数百年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以明清时期的古镇为例，它们历经几代人的生活积累和不断修缮，形成了既有整体协调性、又富有变化的独特风貌。每户居民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审美偏好进行建造和装饰，最终形成一个既统一又多样、既协调又生动的历史空间。

反观当下众多新建或改造的“仿古古镇”，大多由设计单位进行一次性整体规划，缺乏真实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细节差异。这种工业化、标准化的建设方式，使得建筑群落显得单调刻板，缺乏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的生命力。加之各地之间的相互模仿，进一步加剧了古镇景观同质化的趋势，使得游客无论走到何处，看到的古镇都似曾相识。

可以这么说，当前古镇开发中盛行的“复制粘贴”式建设模式，本质上反映出开发者对本土文化和建筑多样性的认知不足与重视不够，非常急功近利。要实现古镇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大对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合理利用，坚决杜绝盲目照搬和同质化开发。

澎湃新闻：过度商业化也被诟病为“杀死古镇”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规划中，如何避免商业侵蚀文化本底？

张广汉：古镇本身并非完全排斥商业，其历史发展脉络中本身就包含集市、聚落、贸易等经济功能。许多古镇最初就是因商贸活动而兴起，从村落逐步演变为集镇，承担税收、商品交易等功能。主街多为商业街，背街小巷则以居住为主，形成了一定比例的商业空间。

然而，现代社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商业逐渐蔓延至整个古镇区域，几乎每家每户都试图通过开设商铺获取经济收益，导致商业密度急剧上升，原有的生活功能被压缩甚至消失，出现了“整镇皆商”的现象。这种趋势会极大破坏古镇的真实性和文化氛围，也加剧了居民之间的利益不平衡——沿街住户因具备商业优势而收入增长迅速，而背街住户却无法享受同等红利，从而引发社会矛盾。

如何在规划中实现商业与文化的平衡？我们可以借鉴浙江、江苏等地部分成功案例的经验：一方面，允许在非主要街道或院落内部开展适度经营活动，如民宿、农产品销售等，既保留了生活气息，又实现了旅游接待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沿街立面的改造行为，防止将住宅整体转变为商业用途，避免对原有建筑风貌造成破坏。

例如，在周庄、同里等古镇，政府会在入口区域集中设置摊位，统一管理，为当地居民提供经营机会，或吸纳他们进入古镇保护与运营公司，使其获得稳定收入来源。这种做法既保障了居民生计，又有效控制了商业扩张的边界。

此外，一些古镇交由专业运营公司管理后，虽然在基础设施维护、日常管理等方面表现良好，但若缺乏监管，也可能出现“唯利是图”的倾向，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长期文化价值。因此，必须建立清晰的开发边界与制度安排，确保文旅开发过程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实现游客与本地居民的共存共荣，这是古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澎湃新闻：部分古镇前期投入巨大，但后期运营乏力，导致财政负担。早期应如何评估古镇开发的合理投资规模与回报周期？

张广汉：从规划角度出发，对古镇建设前的合理投资规模进行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应明确其回报周期——是10年、20年，还是30年？这需要在项目启动之前进行科学测算和系统论证。

我认为，在前期规划阶段必须开展充分的调研与分析工作。由于各地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和发展基础不同，旅游市场需求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开发模式，而应结合本地实际，研究目标客源市场及其消费行为、未来发展前景以及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能力。

此外，在制定规划时，还应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对古镇或历史街区中不同时期（如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进行全面调查，并尽可能予以保留和修缮。这些历史遗存不仅是文化载体，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

在功能布局方面，也应注重保护原有街道所承载的多元功能，包括商业与居住等基本属性。我们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识别当前存在的问题，以“问题导向”为原则展开规划工作。

其中，首要任务是解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配套提升等；其次再考虑如何通过旅游开发带动区域发展，例如通过文物修缮、非遗展示、文化活动等方式增强吸引力；最后才是旅游接待设施建设。

不过说实话，巨额投资的古镇实现有效回报的并不多，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该项目虽有一定历史背景——最初是清朝八旗兵驻防地，90年代仍为普通居民区。但在零几年进行改造时，将原住民全部迁出，重新设计并统一建设为文旅商业街区。虽然部分街道尺度和绿化得以保留，但大多数建筑均为拆除重建，每栋房屋均按统一风格设计，整体风貌高度统一。

由于缺乏真实生活场景和文化积淀，项目建成后的前三年人气低迷，即使成都是知名旅游城市，周边旅游资源丰富，也未能带动该街区的热度。后来政府通过发放市民消费券、降低商户租金等多种手段，逐步提升人气，如今已较为火爆。

澎湃新闻：国内是否有您认为运营较好的古镇案例？其规划理念和运营模式的关键成功因素是什么？

张广汉：浙江有很多地方不错，例如我刚去过的松阳。松阳老县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和开发成效显著。当地居民目前仍居住于古镇之中，延续了原有的生活形态。政府在修缮和维护方面也采取了本地化策略，通过引入5家本地施工单位，为居民提供专业支持。当居民有房屋修缮需求时，可由这些建筑单位承接施工任务，政府则负责统一管理这些单位，确保修缮质量与风格一致性。这种做法不仅提升了修缮效率，也增强了地方社区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而且古镇沿街商铺中既有原住民经营的小店，也有外来投资者开设的文化类商业项目。整体氛围保持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文化韵味，没有出现大规模拆建或“拆真建假”的现象。

虽然松阳古镇现在并不是游客蜂拥而至的热门景点，但它保护理念清晰、实施节奏稳健，历经十多年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与建筑风貌，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整体来看，江浙地区在古镇保护与开发方面普遍做得较好，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基础雄厚、旅游业起步早、市场成熟度高。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旅游热度较高，使得古镇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和可持续运营能力。相较之下，西部地区由于资金投入有限，部分古镇虽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风貌，但在知名度、游客量和经济效益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在北方，北京周边的古村古镇保护情况相对良好。例如太行山沿线的河北石头城、北京门头沟的川底下村等地，保留了传统建筑风貌和原始生活方式。这些村落虽不具备商业化运作条件，但从保护角度而言，其完整性较强。地方政府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的民宿产业，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又避免对原住民生活的干扰。

关于这类项目的开发模式，我曾考察过法国的一些小镇，发现其做法值得借鉴。当地通常控制民宿数量，例如一个村庄仅设两三家，保障接待能力的同时不破坏原有社区结构。此外，旅游配套设施多布局于古镇外围，如建设宾馆、停车场等，使游客参观后返回外围住宿，形成“参观—回流”循环模式。这种方式有效减少了游客对古镇内部生活的冲击，体现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

这种开发理念背后，反映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认知差异。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初级阶段，更多关注古镇的旅游经济价值；而在发达国家，人们更早认识到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将保护置于首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公众对古镇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步深化，未来希望能真正实现从“以旅养文”向“以文促旅”的转变。

关于开发意识的问题，我觉得需把握好“度”。一方面，部分衰落的古镇需要通过旅游激活，适当引入民宿、文化体验等业态，有助于恢复活力；另一方面，若开发过度，则会破坏古镇原有的生活肌理和文化氛围。因此，应提倡“可持续旅游管理”，平衡游客需求与居民利益，避免短期内过度商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旅游设施的配置必须与承载力相匹配。以丽江为例，古城容量较大，但因全国游客集中涌入，导致旅游环境压力剧增。对此，应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引导游客分散至周边村镇，带动区域协同发展。这不仅是对古镇本身的保护，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总之，关于“古镇如何才算做得好”的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以人为本”的原则。一个好的古镇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明确自身定位，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对于城市边缘的古镇，可在保护基础上适度增加旅游设施建设；而对于偏远地区的古镇，则应避免盲目投资，防止空置率过高。

二是注重文旅产品的策划与落地。并非所有古镇都必须依赖文旅产业，但适当的文创展示、非遗体验、节庆活动等，可以增强游客吸引力，丰富旅游内容。

三是构建多元化的产业支撑体系。除了旅游业外，还可发展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制作、互联网经济等相关产业，使古镇具备自我造血能力，减少对单一旅游收入的依赖。

例如乌镇结合世界互联网大会打造数字文化产业，探索出“古镇+科技”的新型发展模式。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四是实现居民与游客的和谐共处。通过适度发展民宿、农家乐等业态，让原住民成为古镇发展的受益者，从而增强其参与保护的积极性，避免“空心化”现象的发生。

澎湃新闻：类似大庸古城的项目，若在规划阶段介入，您会提出哪些规避风险的策略？

张广汉：正如您所提到的，我们此前也针对类似项目提出过建议，如张家界的大庸古城，这种“人造古镇”的开发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如果在前期规划阶段就能参与其中，我会给出以下几点核心建议：

首先，张家界是一个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旅游城市，游客主要前往武陵源等景区欣赏自然风光。地方政府希望游客能够停留更久、在当地消费，这一初衷是合理的。

但从规划角度来看，通过拆除原有街区、新建仿古建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恰当。正确的做法应是深入挖掘和展示本地真实的历史文化资源，修缮和活化利用原有的历史街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文化辨识度和生活气息的旅游目的地。

其次，配套文旅设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夜间演出、文化体验等项目，可以与古镇形成联动效应，提升游客停留时间与消费意愿。但若将整个古镇完全商业化运作，脱离真实的生活场景与文化根基，就容易演变为“假古城”现象——不伦不类、风格混乱、缺乏文化认同感，最终难以吸引游客，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规划理念来看，这类开发一开始就存在方向性错误：不是修复和利用已有的老街，而是将其全部拆除重建，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和社会争议。事实上，真正有效的古镇保护与开发，应当是在保留原住民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更新，让居民继续生活在其中，并通过政策引导他们参与旅游服务、文化展示等环节，实现“人与空间”的共生共荣。

但目前大庸古城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已建成的设施不宜轻易拆除，而应尽快探索其再利用路径，这是当前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

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原本只需投入1亿至2亿元用于基础设施改善和房屋修缮，即可完成对原有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而现在投资高达20亿元，不仅财政压力大，后续运营维护成本也极高。因此，建议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对现有建筑进行功能调整和业态优化，例如通过低价租赁吸引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小型民宿经营者入驻，逐步激活空间价值。

此外，也可以借鉴成都宽窄巷子的做法，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分阶段培育人气和商业生态。当然，宽窄巷子虽有一定成功经验，但也存在过度改造、文化失真等问题，仍需吸取教训。

需要指出的是，空置资产不仅无法带来收益，还会加速老化、增加维护负担。只有通过持续地使用和运营，才能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盘活方案。

澎湃新闻：从国家到地方，应如何完善古镇开发的顶层设计？是否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审批或退出机制？

张广汉：从国家层面来看，古镇古村的保护与开发早已纳入政策体系，并非缺乏顶层设计，而是执行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更为突出。当前的关键不是重新制定新政策，而是在已有制度框架下加强落实与监督。

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提出要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对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的保护要求，并逐步公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截至当前，全国已有31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加上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数量已达数百个。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在旅游和其他开发建设项目中，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审批程序。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及其周边环境的建设工程，必须事先征得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未经文物部门批准的项目不得立项，更不得擅自开工。

此外，对于破坏严重的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件规定可由原批准机关撤销其称号；同时要求纠正将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的做法，确需延期整改的，须由省级人民政府向国务院说明情况。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系统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人文环境，注重整体保护与自然景观的协调统一，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乱真等行为。这些内容在政策文件中均有明确规定。

关于审批机制与退出机制，其实也都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相关国务院文件中均设置了相应的审批流程和处罚措施。例如，对严重破坏历史文化资源的行为，有权机关可依法取消其历史文化称号；对违规开发项目，也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然而，尽管制度健全，现实中仍存在大量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执行不力，部分地方政府仍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把古镇开发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甚至将其视为政绩工程来推动。

下一步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统一监管，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文物、住建、文旅等部门形成合力；二是完善审批流程，严格把关前期论证、专家评审、公众参与等环节，防止盲目上马项目；三是加强事后监管与问责机制，对违规操作、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追责；四是推动资金使用透明化，规范开发项目的投融资管理，避免财政风险和社会资源浪费。

澎湃新闻：未来古镇的发展方向如何？如果某地政府仍计划投资古镇项目，您会给出哪些建议？

张广汉：在这里，我继续举几个例子：贵州某地苗寨，虽然被列入保护范畴，但在实际旅游开发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生态环境和农业景观的整体保护，导致村落原有的自然肌理和人文关系受到破坏。

以这处苗寨为例，虽然村寨本体未被拆除，但周边环境因过度开发而发生显著变化。若能在开发前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明确建设控制地带和缓冲区范围，合理布局旅游设施，就能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平衡。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丽江古城。其原本的空间格局与自然山水高度融合，没有围墙，与周围的农田、村庄融为一体，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但由于紧邻古城的地产开发不断推进，一度引发世界遗产组织的警告。后经重新划定缓冲区、编制保护规划，才逐步遏制了破坏趋势。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也提醒我们：古镇保护必须前置规划、严格监管。

从全国范围来看，古镇保护与开发正经历一个从盲目扩张到理性回归的过程。尽管在初期会走一些弯路，但这与地方政府认知水平、政策执行力度密切相关。从事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规划师们始终秉持正确理念，致力于推动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希望更多地方政府能够真正重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做到传承与发展并重。

当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推广。四川阆中就是其中之一。

阆中自1998年起即启动保护工作。当时正值古城衰落期，基础设施落后，房屋年久失修，嘉陵江汛期常造成水患。部分居民希望通过拆旧建新改善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也有意进行改造。

在此关键时刻，国家住建部高度重视，派出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并制止了大规模拆除行为。我本人受邀参与制定了华光楼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并推动后续整体名城保护方案的实施。

我们提出“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策略：将政府机关、行政办公迁至嘉陵江对岸的七里新区，避免在古城内部扩建高楼，从而减少人为干扰。同时，逐年推进基础设施改造、房屋修缮建设，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增强他们对古城保护的认同感。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2000年后自驾游兴起，越来越多的重庆、成都游客来到阆中，古城逐渐焕发生机。当地政府随后聘请我担任顾问，进一步完善保护机制，采用统一规划，逐步实施，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理念，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采取“古进新退”理念——即逐步拆除不协调的新建筑，恢复传统民居风貌。

如今，阆中已拥有上百家特色民宿，旅游收入占GDP比重超过一半，成为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典范。这种成果来之不易，得益于早期介入、科学规划和持续执行。

然而，全国范围内仍有许多古镇未能幸免于破坏。一些地方在上届政府任期内拆除老城，下届政府又试图重建“仿古街区”，结果既非真实历史遗存，也无法形成文化认同。这类“假古董”无法还原古镇的真实面貌，也难以获得公众认可。

目前我国共有79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仍在持续申报与公布之中。未来的工作重点在于依法保护、分类管理，杜绝“先破坏、后重建”的恶性循环。

总结而言，古镇开发未来的方向将是：

真实性优先：尊重原貌，避免大拆大建；文化深度挖掘：结合非遗、民俗资源打造有内涵的文旅产品；功能分区明确：通过新区建设缓解老城压力；生态整体保护：关注古镇与周边自然、农业环境的关系；制度保障落实：强化法律法规执行，建立退出机制；多方协同推进：政府、企业、居民、游客共同参与古镇保护与活化。

只要坚持正确的理念与方法，中国的古镇保护与开发必将越走越好，真正实现“让历史说话、让文化活起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