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下简称“副中心”）的建设是千年大计、国之大事。未来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是一个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为实现这一明确而宏伟的目标，加强地下文物保护，探寻并发掘副中心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北京市文物局的组织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自2015 年下半年就开始对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至2016 年12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的潞城镇，勘探了122 万平方米，发掘了4 万多平方米。这个数字，相当于近10 年来在通州区的考古工作总量。在我国当前基础建设如火如荼的形势下，考古工作和后续的文物保护工作显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明确课题——寻找千年前的古县城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是我国文物工作必须贯彻的方针，如何在基础建设中有效地保护好地下文物，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担负的重要使命。副中心施工建设的首要区域为面积达6 平方公里的行政办公区，潞城镇古城村就在此范围内，仅从地名来看，对本地区的历史文物就具有重要的指示性作用。因此在应对副中心建设区域广、建设时间紧的巨大挑战的同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没有仅仅进行抢救式发掘，而是主动出击，尽最大可能通过考古来保护地下文物，并解决以往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那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汉代路（潞）城究竟在哪儿，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带着明确的文物保护理念和课题意识，围绕着这个学术问题，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搜集文献、查找档案、走访群众、现场调查、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等，最终确定了汉代的城址，这是通州最早的古城，并且在城址周边发掘了1146 座古代墓葬。

汉代路县故城城址 该城址位于通州区潞城镇的古城村，距离副中心的政府大楼不到两公里。我国古代建城，非常重视天、地、人的统一，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因此，从这一点来讲，副中心的选址与古人不谋而合，并且符合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由西向东发展的历史趋势。

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我们确定了城址的位置、范围、形制、结构等基本情况。埋藏于地下的城墙保存较好，其中，北墙长606 米、东墙长589米、南墙长575米、西墙长555米。城址的平面为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这种规模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城墙的残存高度2.5米，墙体下宽上窄，墙基宽18 米，顶部残存的宽度13～15 米。墙体内侧的坡度为11 度，外侧的坡度为27 度。城墙的夯层清晰，厚约0.10～0.20 米。

为了进一步明确城址的年代和城内的布局，在城内的北部开设了三条贯穿全城的探沟，在探沟的中间位置，发现了南北走向的道路遗存。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一处地点进行发掘，清理出汉代道路，路面东西宽5.5 米，路土保存状况较好，厚度50 厘米；路的西侧有排水沟，宽1.2 米。根据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论，认为这条汉代道路是城址内的主干道和中轴线。

在城墙外约25～30 米处探明了城壕，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大体一致，宽度约30 米。在南城墙外的东部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城壕、沟渠、道路、灶址、灰坑等。南城壕开口的宽度约25 米，底部的宽度为13～14 米，残存的深度0.6～2.3 米。在南城壕的外侧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汉代遗址区，已探明的区域约15 万平方米。清理出了汉代的道路、灰坑、灶址、活动面等。

在城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典型的汉代器物，其中以陶器为主，此外还有铜器、铁器、石器、骨器等。这些器物是汉代路县故城生产、生活状况的重要见证。

综合考古勘探、发掘及出土器物，可确定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晚期，不晚于西汉中期。再结合《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以及以前诸多学者的考证，可以确定这座城址就是两汉时期渔阳郡下属的路（潞）县的治所，即路（潞）城。西汉称“路”，取其路路相通之意；王莽改制，直接称之为“通路亭”；东汉因潞水，改作“潞”，取其水陆要通之意。

以城址为核心的墓葬群 在中国，古城周围往往多有同时期的墓葬。以城址为中心，在以两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我们探明了1146 座各个时期墓葬，并且全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墓葬的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形制齐全、器物丰富，并且分布集中，距离古城近，与城址的关系密切，这对系统、整体地研究城址非常重要，并且可以让我们建起一个立体结构、内外互动的研究模式。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共计864 座，这与该城址在两汉时期作为路（潞）县治所的功能、使用和地位是相符的。这些墓葬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各类器物。

文物保护——留住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根和魂”

为了做到既保护文物，最大限度地记录历史信息，又保证副中心建设的顺利开展，我们将62 座汉代瓮棺、不同时期典型的墓葬、窑址、地层都进行了套箱提取。其中，清理瓮棺均在室内完成，保证了考古发掘的质量。在2016 年副中心的考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就是对汉代路县故城城址的保护。

该城址是通州区最早的古城。可以说，通过考古，找到了通州区、副中心的“根和魂”。该城址的所在地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区域，鉴于该城址的历史价值以及在通州、副中心和北京市大遗址中的价值，我们认为应该进行合理保护。因为，要是城址都不在了，还谈什么考古、还谈什么研究、还谈什么文化传承。为此，我们多次邀请考古学、历史学专家亲临现场指导，全面论证了城址的重要价值；同时，我们及时向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了详细汇报。文物主管部门与建设方多次进行沟通，并且将城址的发现情况和专家意见向北京市政府进行了全面汇报。北京市政府对该城址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于2017年1月9日，在专题会上正式批示，古城城址整体原址保护，建遗址公园、建博物馆、建考古工作站。一座未来的千年新城正在建设之中，一座历经千年的汉代古城也保下来了。可以说，在考古工作者、文物主管部门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成就了一段古今和谐、共存共荣的文物保护佳话。路县故城城址的原址保护，是2016 年北京通州考古最大的文物保护，也是最成功的文物保护，这在北京大遗址保护中也是史无前例的，必定会在首都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与文物保护的历史进程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中，通过我们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考古工作，确认了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并且，通过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文物主管部门的努力，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将该城址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这对北京考古工作的开展、对北京大遗址保护的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作者为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