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既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也需要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对于规划师而言，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面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开辟“规划师在行动”的专栏，诚邀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作者 | 田莉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

庚子新春，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从武汉席卷神州大地。每一个中国人，在担忧、恐惧和为医务人员及感染者的祈祷与祝福中，度过了一个五味杂终生难忘的春节。作为一名规划人，空间环境与公共健康的研究者，面临这场给人民、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公共卫生灾难，迫切需要反思，传染病产生的城市环境源头是什么？在应对突如其来的传播力极强的疾病目前，城市管理者能做什么？

传染病的广泛传播历来是人类面临的巨大难题。18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大量农民迁入城市，恶劣的居住环境和严重匮乏的城市基础设施给公共健康带来严峻挑战。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口集聚，各类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19世纪中叶源于印度的霍乱即四次肆虐英国，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巨大的社会恐慌。

1831-1832年在英国爆发的霍乱引发了大量的卫生调查，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查德威克于1842年发表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他坚信疾病的“瘴气说”，认为正是腐殖物、排泄物和垃圾散发的气体导致了疾病，因此将公共健康问题“更多归因于环境问题”。“空间环境-公共健康”的关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田园城市理论，成为20世纪初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重要基石。

伴随着医学领域“细菌说”的突破，“瘴气说”逐渐式微，公共卫生领域的兴趣从物质环境建设更多地转向了细菌学研究。大量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投入对病原菌及其传播途径的研究，霍乱、鼠疫、伤寒、结核等恶性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起到了关键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共卫生又开始关注物质环境和社会经济领域。随着城市健康问题的逐渐凸显，空间环境对个体和公共健康的影响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本次新冠肺炎的蔓延，再一次说明了空间环境品质对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作为病毒源头地之一并占据汉口火车站旁黄金区位的华南海鲜市场，其非法的野味交易和恶劣的环境，缺失的检疫证明、生意兴隆下的脏乱差、屡传拆除而难拆的现状，为病毒的侵袭提供了入口。其地处火车站旁的区位，又为疫情的蔓延提供了渠道。事实上，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火车站周边传统批发市场的业态升级和改造，已提上很多城市的议事日程，更何况是人流巨大且卫生隐患突出的海鲜与野味市场。

在众志成城抗击病毒的过程中，应不忘对卫生管理与城市管理的严重失职行为进行调查。同时也提醒城市的管理者，治标还需治本，未雨绸缪，及早对存在健康隐患的公共环境进行严格评估和综合整治，并搬离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何其重要！

为抑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武汉采取了“封城”的策略和中心城区禁行的措施，希望阻断病毒的传播。然而，随之而来的医疗工作者和病人出行不便，大量患者的“医疗挤兑”，再次将城市治理能力的短板暴露在公众面前。这固然是一方面由于公共卫生领域长期呼吁的“分级诊疗”未真正落实，公众对社区医院的技术水平与设备等难以产生信心，因此一股脑儿涌向大医院；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统筹能力的欠缺与社区治理的短板。

为此，我们呼吁

一、有必要将健康影响评估纳入城市规划与管理过程，由规划部门联合公共卫生部门设计一套规范的健康影响评估程序，使社会各方都能参与评估。健康影响评估自1980年代开始即在北美和一些欧洲国家开展，其旨在将众多复杂的健康影响因素整合进既有的环境影响评估体系，唤醒城市决策者做出健康导向的决策。如美国洪堡县的总体规划中，即引入“健康评估影响程序”，要求规划师、公共卫生人员和公众对不同规划方案的健康影响效果进行综合评估，以选择对公共健康最有利的方案。

二、提升面向公共健康的城市与社区治理能力。一方面，要建立城市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在特殊时期建立分区、分片的管理机制，使交通、医疗、后勤供应等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另一方面，建立社区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的体系，建立联动的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措施，使居民在灾难突发时期可以有备无患、减少恐慌。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改善环境卫生传播媒介是城市与社区治理关注的焦点之一，导致急性传染病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改变。环境治理不仅有助于控制已有疾病，还可以减少新的疾病发生。在城市和社区的各个层面，无死角地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积水死水、消灭老鼠和蚊虫等的栖息场所、善待野生动物，在疾病控制工作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