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有了越来越大的城市，接着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大城市吸纳了巨大的人口，牵引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时至今日，“大”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城市”来解决当下的发展问题呢——

随着青岛公布2016年GDP数据，成为又一位“万亿俱乐部”成员，我国已有12个GDP总量过万亿元的城市。而日前，对于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也近白热化，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交了把所驻城市建设成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议或提案。

在欢欣鼓舞“破万亿”、热火朝天“争入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找寻一些问题的答案：大城市的扩张有何规律？衡量大城市发展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支撑它们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些大城市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承担“挑大梁”的作用？

“聚”与“放”的效应

“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是目前我国城市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涵盖了发展实力较强、人口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完善的省会或副省级城市。我国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与管理水平，在这两类城市集中体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说，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发达程度决定了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可以说地位重要、贡献巨大。

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通知》明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高国力说，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要进一步发挥和依托大城市的作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功能继续完善、经济总量得到进一步提高，都是大城市的努力方向，随着城市越来越大，会体现出两大作用与效益。

首先是集聚效应。随着人口的增加、建成区规模的扩大，城市能够集聚周围的要素、产业、资金和信息。很多小城市因为没有太强的集聚功能或效益，所以难以吸引更远的人口、资金和产业。城市要有吸引力，既需要配套完善的住宅、适宜创业的楼宇、公共交通、市政设施、城市照明等硬件，还要在软件上下功夫，在城市管理、便民为民等方面创建好的体制机制。

“假如城市的硬件残缺不齐，破破烂烂，工作、投资、旅游都不会来；假如软件不跟上，也会影响集聚效应，需要围绕人性化、国际化、现代化把软件建立起来。假如这种效应足够强，城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高国力说。

当大城市达到特大、超大的规模后，辐射效应就占了上风。和集聚效应一样，辐射效应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随着成本越来越高，特大、超大城市会自然发生业态转移，功能、服务、产业往周边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走，从而带动这些城市与地区的发展，这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周边城市对特大、超大城市提出的要求。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与中期，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但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后，后者大于前者。高国力说，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集聚的更多是高端优质的业态、要素与功能，把中低端的部分逐渐往周围疏解，从而实现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城市会越来越大。城市越大，辐射半径越大，这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金成说，空间经济学认为，城市兼具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集聚对人、对企业、对城市有好处，当城市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也会更节约经济。

但肖金成也提出，在城市规模发展壮大时必须采用一些对策。“不能放任大城市越来越大、周边城市没起来、城市体系不合理、大中小型城市没有协调发展，这样不但城市分工难以形成、大城市也会出现严重的城市病。”

“大”与“好”的辩证

硬币总有正反面。对大城市来说，与“大”如影随形的就是不一而足、复杂多样的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过高、中心区人口过多等，都是城市病的表现。

“一方面城市在大型化，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城市病愈演愈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往往也是城市病最严重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既让城市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又要避免过度聚集导致城市病，需要设计一个新的城市体系：首先，从国家的角度，需要发展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其次，在区域层面，必须发展多个中心；就一个城市来说，假如规模过大也需要发展多中心。

“一线城市的概念不仅仅是规模上的，更应强调功能。”倪鹏飞解释说，所谓功能，就是城市在全球和全国发挥怎样的作用和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大”而“好”的城市什么样？

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被高国力视为衡量城市发展好坏、健康与否的标准。一个城市有没有实力，首先要看生产功能总量大不大、层次高不高、有没有竞争力，几个经济总量过万亿的城市都有很强的生产功能，具有很强的产业体系，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其次看生活功能，包括居住、就医、教育、购物、娱乐、出行等多个方面；最后是生态功能，涵盖了绿化、空气质量、垃圾污水处理等。只有“三生”完善，才能让城市宜业、宜居、宜游。

倪鹏飞说，大城市不能再通过规模扩张来实现经济发展，而要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好多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保持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发展高端服务业，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带动了当地成本的上升，促使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向外转移，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假如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没有发展起来，只是开发了房地产，那城市就会空心化。”倪鹏飞说。

“碗”与“盆”的互动

“发展城市群是城市病的治本之策。”肖金成说，只有处理好区域和城市的关系，才能处理好“变大”和“变好”的矛盾。

他说，面对源源不断涌向城市的人们，要解决城市病不能光靠自身内力，还要靠外部疏解，站在全国的高度培育更多疏解地和承接地。曾经深陷大城市病的纽约、伦敦和东京，告别了“光化学烟雾”“雾都”和“水俣病”的经验有三条：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发展新的城市组团，也就是打造“反磁力中心”；三是和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群。

“碗再大也大不过小盆，城市和区域的关系便是如此。”肖金成说，区域经济的研究范围可大可小，但再小也比城市大，不能孤立地研究城市，而要放在区域中去分析。

“区域靠城市带动，城市靠区域支撑，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与周边区域有密切的关系，一定要把城市和区域这对关系处理好。”肖金成梳理了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一个城市发展成为大都市，有了一定的辐射半径，组成了一个都市圈；大都市功能纾解、产业转移，周边城市发展了起来；圈里的城市之间密切联系、相互竞争和依托，周边城市和大都市形成合理分工，出现了城市群。

“由于城市群中各城市功能互补，大城市服务、辐射和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支撑大城市的功能增强。这不但有利于促进大城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也可以做到互利共赢。”肖金成说，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城市均有一个城市群作为依托，纽约周围有波士华城市群，伦敦周围有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巴黎周围有欧洲中部城市群，上海周围有长三角城市群，北京市功能的疏解则有赖于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要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到周边的城市。只有周边的城市发展了，城市群形成了，北京的大城市病才能得到缓解直至根本消除。”肖金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