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任助理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候选人。他于1990年获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工学学士，2001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200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在进行建筑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写作广泛探讨当代中国建筑和城市问题。

2010年，《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合主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评选活动，将首次设立的“建筑评论奖”授予朱涛，表彰他过去十年的写作，以及在建筑的专业解读、空间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性反思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在该书中，朱涛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剥丝抽茧，耐心细致的解读，将梁思成、林徽因的思想、话语、作品纳入特定的历史语境，试图“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敲开一些孔洞，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生命力”。我们不仅看到了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形成，不仅看到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史，也看到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任意性的政治风潮的裹挟下的左右摇摆和茫然失措。

前 言
第一篇　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第二章　强梁无畏
第一篇总结 梁的史学
第二篇　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
第三章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第四章　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
第五章　大屋顶检讨
第六章　从争鸣到反右
第三篇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
第七章　想象城市与制度
第八章　“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第二、三篇总结　十年，今天
注释
附录　内容提要
致谢

第一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是找东西，还是填充体系？

1932—1941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会员们，踏勘了十五省二百余县，考察逾两千座建筑物。在这些调研材料基础上，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最辉煌成就。但我一直认为，它仍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

    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动力之一无疑是民族主义的：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来证明中国古典建筑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等建筑体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高的文化品质，是世界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遵循“结构理性主义”原则，中国古典建筑有可能实现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转化。这种动力驱使他和林徽因在大规模展开古建筑遗物调查之前，就已经从理论上为中国古建筑构筑起一个异常完整、近乎封闭的观念体系。梁、林及其营造学社同仁在随后十几年的田野调查，几乎像是在收集实物证据，填充他们预先搭设好的理论体系，证明已经预设好的结论。

    这两本著作并未囊括营造学社所创造出来的丰厚遗产。我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以“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演化的论文和图录。刘敦桢的“尚不能提要钩玄，遽加论断”，仍应被视作我们读书时的提醒—即使按照刘对实物史料的要求，要最后汇集成一部真正系统、全面的中国建筑史，还需多年的继续工作。

    第二章　强梁无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典型论述是：中国建筑是一种重视装饰和色彩的固定风格,而没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在西方学者绘制的“建筑之树”上，中国和日本建筑被合在一起，与印度、埃及、墨西哥等地建筑一样，被画成远离欧美建筑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零的树叶。
为了证明中国建筑不是“非历史的建筑”，不是远离“建筑之树”主干的一片树叶，梁思成及其同仁努力开展三项艰巨工作：正其本源，证明中国建筑有自己独立的本源，即独立的枝干，而不是依附于由西方建筑占据的主干上的旁枝末节；绘其演变，通过完备的建筑史写作，描绘出中国建筑自己的演变过程，即自己的生长、分支图；促其进化，即还要推动中国建筑—至少证明它有潜能—继续向前演变。

    第三章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1949年将梁思成的事业分割为新旧两个阶段。195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标志了这个巨大的转变。如果说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可说是靠一篇篇检查展开的。梁思成的检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负宣言”，构成了我们今天读解他和一整代新中国建筑师的思想历程、理解新中国建筑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系统的文本材料。

    1931—1946年，梁思成以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为坚固支点，来推动自己展开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他试图以功能—结构理性主义思想读解中国古代建筑史，以期催发中国传统建筑向中国现代建筑的进化。1949年至1951年初，他仍在相当程度上坚持以功能—结构理性主义读解中国建筑史，但努力的方向却已紧贴政治潮流，变为将中国传统建筑推向“民族形式”—一个从毛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中引进到建筑学的术语。这个新民主主义建筑的“民族形式”刚刚勉强搭起观念框架，就在1951年底开始的新一轮自我批评中被梁自己釜底抽薪：那些基于功能—结构理性主义的“方块玻璃匣子”源于“机械唯物论”，而那些受现代艺术运动启发的建筑形式探索来自“唯心论”，二者合起来构成要绝对批判的“资产阶级艺术理论”；现代主义建筑由此被彻底驳倒，而“民族形式”也随之被抽空了基础。

    第四章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1952—1954年，在“一边倒”向苏联看齐的政治氛围下，梁思成尝试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与自己对中国“民族形式”的倡导结合起来。深具矛盾的是，梁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政权寻找合适的建筑表达的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向他已经在1930年代摒弃了的布杂折衷主义的回归。遵循布杂原则，梁提出了“台基、屋身、屋顶”三段式构图的中国“民族形式”构想，后被俗称“大屋顶”。梁的构想，被大量在政治批判中不知如何下笔的中国建筑师当作政治上正确的创作公式，于1953—1954年在全国各地大量套用。

    第五章　大屋顶检讨

新政权成立之初，梁思成积极地改造自己，为的是把自己对中国古建筑的热爱和学识，重新放置到两个他自认为无比坚实的政治基础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的倡导和斯大林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方针。但到了1955年春，这两个基础都已不复存在。

    前者被证明是梁一厢情愿的解读—毛本人对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探索丝毫不感兴趣，毛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后者则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迅速被苏联否定。赫鲁晓夫从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方针开始，拉开了苏联“去斯大林化”的序幕。“老大哥”的转向，直接催化了毛发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建筑界的“反浪费、反复古、反形式主义”运动，梁思成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批判对象。在意识形态和专业领域的双重批判中，梁思成的学术自信受到重挫。他的学术生命，几乎在此刻终结。

    1956年2月，梁思成向毛泽东本人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称自己从此将成为“再生的青年”，“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

    第六章　从争鸣到反右

1956年5月开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1957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给压抑已久的建筑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梁思成和大批建筑师、建筑学生很快地活跃起来，热烈而有针对性地探讨建筑界面临的种种困境。周卜颐强调建筑师不能“要啥给啥”，而是要“捍卫建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促进建筑的健康发展”；梁思成也私下对记者表示：“党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子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最激越振奋的声音当属清华大学学生蒋维泓、金志强于1956年6月在《建筑学报》发表的宣言：《我们要现代建筑》。

    “反右”的死亡号角在开放的气氛中猛然吹响。梁思成及时撰写了“知识分子中第一篇反右文章”，躲过了随后到来的风暴，并一跃成为反右运动的急先锋，他在1957年下半年写了大量批判斗争的檄文。大部分曾大声鸣放的建筑师和学者在运动中被打倒。从此二十年，建筑界一片死寂，没有人再去深入讨论信念、风格与时代，建筑师们越来越精于看领导眼色，根据眼前政治形势选择建筑语言，折衷主义盛行—此后的北京“国庆十大工程”就是内在信念熄灭后的迷狂产物。

    第七章　想象城市与制度

抽象的颂扬和缅怀，无助于我们深入读解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这里试图将梁思成1930—1940年代一系列重要的规划写作和提案，放到当时世界和中国规划史的语境中，仔细梳理他的规划思想来源和运用。要探讨的问题包括：梁在不同历史阶段，吸收了哪些规划思想，以何种方式吸收的？他是如何努力整合他所吸收的多样的规划思想？这些规划思想又是如何促使他在1948年底做出现实选择—留在中国，迎接新政权，期待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实现理想的城市规划。

    第八章　“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实际上将中国上半个世纪两条国都规划史的线索扭结在一起：一条在北京，1937—1949年，从日据政府、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均寄予不同愿景的北京“西郊新市区”的规划建设史；另一条不为人提及的线索则在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1935、1947年进行其首都（南京）中央政治区规划的历史。1948年，刚为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南京中央政治区规划的陈占祥，在政权变换后，于1949年应梁思成邀请来到北京，加入梁的团队，开始为新政权规划中央行政区。

    “梁陈方案”吸取了这两部规划史的遗产，并力求超越二者，规划出一个全新的、理想的“新中国”的中央行政区，以求整体性地解决北京的新城建设和古城保护问题。

    “梁陈方案”的整体构想从未实现，甚至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官方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