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 黄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社区发展治理与城市更新、社区规划与城市设计、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文化学

2011年，住房和社区规划正式被列为我国一级学科城乡规划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之一，开启了中国社区规划学理建设之路。经过10年探索，中国特色城乡社区规划理论的建构和参与式协作规划已见雏形。如果说之前的社区规划试点是1.0版，那么伴随“十四五”规划建设，社区规划进入2.0阶段。规划人应该更加自信而务实地探索和构建适合中国语境的社区规划理论和方法。近10年来我们团队在重庆完成的社区项目大多是以“城市更新”或“社区更新”的名义，严格意义上以“社区规划”命名的不多。从项目来源看，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街道办等方面，面对的是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更新以及公共治理体系建设等；民政方面，聚焦于人和社会事务，探索社区规模调整、建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组织培育等；城市管理方面，主要针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环境品质；住建方面，主要落脚于老旧小区改造，如旧建筑改造、电梯加装、管网设施优化等。

城市中国：谈谈目前您对中国社区规划的认知？

黄瓴：首先，对中国的社区规划要有自信，不能再简单地去照搬西方的理念。当然有些理念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比如1992年联合国推行的“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ABCD）、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还有耳熟能详的触媒理论、治理理论、同一健康理论（One Health）等，对于我们思考社区问题皆很有帮助。重点是一定要将这些理论进行在地化转译。比如同一健康理论，强调人、动物与环境的同一健康，原本用到兽医学、健康病学等领域。将其引介到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规划领域，非常必要。现在城市社区中有大量的宠物，它们也是社区的生命体，也有健康、体面生存的需求。社区规划既要照顾到它们的生存环境品质，在公共空间设计中做充分思考，同时也需要考虑在空间使用中如何规避宠物与人的活动冲突与矛盾。再看ABCD理念。中国的社区规划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城市人口密度大，老百姓家庭观念重，对大局观比较认同。这种人力资源优势在社区规划中应得到充分重视，将其视为社区一种珍贵资产，进而作为一种特殊资本贯穿更新发展全过程。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在中国的城市中讨论社区发展，要充分看到社区的城市性特征，看到社区与城市的强关联性，城市与社区密不可分。尤其是在高层建筑集聚的高密度城市区域，“城市”与“社区”常常可看成是一个概念。在国外的城市研究中，谈到城市，常常也用“community”这个词来代替。中国的城市社区价值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城市价值。城市价值就意味着更多的公共性，这直接回答了社区规划到底要怎么做的问题，是满足一个社区的需求，还是要思考它在更大范围中的内外关系和发展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的内外边界可能是模糊的，因此这个时候需要思考的不只是社区规划的方法论，还要有城市设计的思维。将城市设计思维引入社区规划非常必要。社区的微系统与城市公共系统衔接，以及城市风貌保护等这些都是提升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需要将城市公共结构和社区公共结构很好地衔接。

其次，从治理视角将社区规划落实到街镇尺度。街道办是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的末端，街道辖区边界适宜与的城市更新规划单元和生活圈理念基本吻合。不同类型的社区，比如产业社区、后单位社区、商业社区以及农转非社区等，其发展背景、人口结构和社会心理状态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地设立统一标准。因此，做社区规划前对全市社区的分类与特征梳理很重要。规划过程中，还要不断加强社区教育和培训，一方面提升居民的知识和素质，另一方面提高社区治理的管理者和服务人群的素质和修养，这对维护社区公共参与的公平性、公正性有益。

第三，强调在地务实的社区规划和法律保障制度。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尚未就社区规划明确定位，由于法理上的缺位，使得现实中社区规划难免处于尴尬境地。但随着城市更新规划已经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社区规划也应运成为专项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城市在通过试点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社区规划师的身份更多是带有公益性质。2021年初重庆首批13位社区规划师上岗，2021年底《重庆社区规划师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出台。随着社区规划和社区规划师的需求越来越大，只有通过立法逐渐形成良性环境，才能走上可持续之道路。

总体上，我还是非常乐观地看待中国社区发展和社区规划的当下与前景。

城市中国：目前社区规划的难点是什么？

黄瓴：首先是提高相关部门管理在社区尺度的整合效率。社区规划是一项综合规划。城市管理是分部门的，但是到了社区层面，这些管理事务需要整合。整合度越高，越能把自上而下的管理理念落实到位，越能实现老百姓切实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即是社区规划的一个工作难点，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涵，即在更小的尺度整合城市自上而下的管理目标与内容。社区规划不等同于社区营造，但要通过营造去实现规划效果。社区规划更加强调公共结构、治理体系和营造机制。社区规划是非常综合的跨学科跨部门的体现。因此，社区规划一开始就需要建立一个公共的、协同的平台。关键要看规划能够站在合理的视角或者定位上去理解社区的价值，既要满足补短板的当下需求，还要为实现未来价值预留通路，体现社区规划的前瞻性。城市设计具有实现未来价值的属性，社区规划同样具有。社区规划缺失前瞻性，不久的将来将会品尝建设性破坏或整体性价值丧失的苦果。

其次是保障公共参与社区规划决策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社区规划是一个过程，而且不断地牵涉到具体的每家每户。参与过程和决策过程的公平性直接体现在社区规划的价值取向上，决策过程的公平性将会直接关系到这个社区未来的获得感。但是什么是公平？这需要针对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去讨论，因为社区的社会构成、人口构成和变迁不同，其城市价值和发展定位也不同。中心城区以外的社区，城市价值相对比较单一，公平性主要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但是对于处于城市中心的社区，其价值和利益就不只是属于本社区。这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对社区进行宣传，向居民科普，提高居民的素质和认知，树立居民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反过来也教育社区治理的管理者，包括街道人员和从事公共服务的人群。比如，重庆在社区规划试点示范项目中增加了一个重要内容——编制《社区规划居民手册》，通过清晰有趣的图文向老百姓介绍三方面的内容：通过梳理社区资产地图认清社区的价值是什么；社区居民的角色是什么，哪些活动是可以参与的，哪些是可以发言的，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和表达；如何参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居民的话语权。为全民参与社区规划提供一种地方文化途径。

城市中国：作为山城，重庆的社区规划有哪些特点，进展如何？

黄瓴：随着国家发展战略与地方跟进的目标转向，重庆的社区规划实践经历了从重“物质空间”到重“人”的转变，从价值观念到规划方法、内容与行动，都在不断地系统化完善，同时随不同社区类型应有更多更丰富的更新和规划案例涌现。作为典型的山地城市，重庆社区呈现出丰富而立体的空间形态、高密度聚居生活模式，在西南自然气候条件下生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文化场景。社区（更新）规划主要聚焦于社区公共空间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完善、参与式规划平台搭建、社区场景营造、社区文化培育等内容。对于山地城市中美妙绝伦的线性空间（山城步道、滨水岸线、高架桥下等）运用社区空间文化线路的设计方法。对于闲置又低效的边角料空间，运用结构化方法将其串联起来激活利用。同时，将社区治理规划纳入社区规划内容。

2011年城乡规划学成为一级学科后，凡是有社区规划师资力量的学校几乎都成立了社区规划研究方向，针对研究生培养逐步开始设立社区规划相关课程。我从2009年开始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全部集中于社区规划方向。重庆的社区规划实践从2010年起逐渐开展起来。以我个人经历为例。2010年，开始做第一个社区规划实践。那一年恰逢我的博士论文《城市空间文化结构研究——以西南地域城市为例》完成，其中包括城市空间文化结构的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微观结构即落到了社区，机缘巧合地运用到了重庆市渝中区嘉西村社区的空间环境整治设计中。2011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专门去学习美国的社区规划、社区与经济发展，2012年回国后开始致力于重庆的社区规划研究与实践。当时渝中区已经完成了36个社区的空间环境整治，主要偏重于空间层面。我倡导用“资产为本”的理念去做社区发展规划，2013年得到机会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试点，完成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社区发展规划，除空间优化外，首次将社区治理规划纳入规划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这个试点正好提前呼应了这一要求。2016年，通过系列的社区规划实践意识到城市和社区强关联特征，这也是中国城市从空间联系到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种关联性下的社区意义和价值。现在看来这个过程有几个转折点：2010年社区规划主要是环境整治，关注于公共性，带入了社区文化线路、文化结构等理念；2013年的社区规划示范，把空间和治理分成两部分来做，治理规划非常重要；2016年认识到城市和社区不可分，开始将空间整治和治理服务整合到一起；到了2018、2019年，正好空间治理的概念被提出，认识到空间是社区重要的资产，社区规划应该是空间治理下的社区发展规划。规划是空间治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治理能力、治理政策都是治理过程的关键要素，社区规划可助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此时的“规划”已经不是传统的“规划”概念，而是更为综合和具体，以人为本，更加务实。

城市中国：结合重庆的实践，谈谈治理视角下的社区规划。

黄瓴：治理视角，首先要关注社区发展的多元主体性，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和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可能性。从2010年进入嘉西村社区开始，就发现了老旧社区里熟识邻里、社区领袖以及社区组织的重要价值，这是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嘉西村社区的自治组织非常给力，将社区维护得非常好，到现在都是样板，已经形成良性发展得自治的能力。起初这个社区也没有自治团队，参与社区治理的是居委会。后来居委会忙不过来，内部人就把十来个有能力的老邻居组织起来，轮流管理社区，慢慢居民也越来越信任这几个人，自治组织就这样做起来了。这个过程并不是由规划师引导的。社区治理一定要去发挥社区的人力资产优势，这是中国社区的重要文化特色和珍贵在地资源，也是非常重要的社区内生动力和发展资本。重庆城市社区的人力资产有明显优势。以重庆的一个后单位社区——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为例，以前是特钢厂家属区，经过十五年更新，从矛盾社区转变为活力社区，社区的人力资产功不可没。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规划，关键还是要处理好“人-空间-服务”三者间的矛盾与关联，这里“人”是根本。需从更大时空结构中识别社区的生长力。要在地深耕，因地制宜地识别社区价值与未来潜力，精准施策。要积极推动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不同形式培育在地规划师人才队伍。要特别重视文化对于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采访+编辑 /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图表资讯 / 黄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