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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困扰大城市 大城市空间有多大?

2014-05-19 09:3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朱 隽 顾仲阳

制图:蔡华伟

前文回顾

5月12日,本版刊发“大城市的纠结”系列报道第一篇《“城市病”缘何而生?》。

报道认为,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有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学等原因;从深层次看,有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国内外实践也充分证明,“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

报道认为,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

人往高处走

大城市机会多、选择多,是创业者的高地、圆梦者的福地

大城市,承载梦想和希望之地。

截至2013年底,我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达127个,其中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

有人说,大城市的门是单向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不愿出来。人们为什么愿意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魔力”从何而来?

王爱兰,家在江西农村,15年前她揣着200元钱到上海打工,如今做育儿嫂月收入达5000元。

12岁的小林家在甘肃农村,近几个月来他经常会头痛到全身抽搐。父母带他奔兰州,去西安,最后来到了北京。小林父母相信,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医院和医生,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

走出山乡,奔向城市;离开小城镇,汇聚大城市。这样的选择基于一个道理:“人往高处走”。

“高”,意味着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大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更多,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

“高”,还意味着更完善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纽约公立学校在每位学生身上投入的教育经费居全美第一;伦敦则拥有45所顶级大学,居英国各城市之首。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世界闻名的移民城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拥有优质的教育、文化等资源。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揶揄东京人的生活:“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但即使这样,由于大城市机会多、选择多,是创业者的高地、圆梦者的福地,因而仍然吸引着众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其集中。

大有大的好处

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一位针灸医师,从台北移居上海。众人不解:台北不好吗?医师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在上海能扎300个。”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集聚带来的好处”,陆铭说。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首先体现在分工专业化上,大城市聚集了各层次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大城市里的大量人才资源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也能找到更多就业机会,中间的交易成本被压缩;此外,按照大数法则原理,大城市里的大量人口、资源可带来更大、更多元的需求,能对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形成天然的保险屏障,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从国际上看,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口往往向大城市高度集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1880年到1920年间,美国城市化率年均增幅高达0.58个百分点,纽约人口从191万人增至562万人;1800年至1900年间,英国城市化率从30%多提升到78%,伦敦人口则从约100万人飙升至近660万人。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城市以集聚效应引导工业向自身集中,这种集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如此循环往复,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却曾集中了韩国近50%的人口、近60%的制造业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市中心人口向郊区疏散、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阶段,但随着大城市生活质量改善、油价上涨,人们重回市中心,大城市又“复活”了。截至2000年,美国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外,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大城市人口都超过其1970年人口,超过幅度约为3%—17%。

从国内看,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大城市是“发动机”。以人口、经济、科学文化高度集约为特征的大城市,能有力带动区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

大城市是“大旗舰”。它既是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又是外国资本、知识、技术进入中国的“吸收器”,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城市是“孵化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传统工业进入尾声,新型工业化正在展开,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未来对信息、技术、资本等需求旺盛,而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较优势。

反过来说,如果大城市发展滞后,将弱化国民经济质量,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大城市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小城镇的2倍,超大城市更是达到3至4倍之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粗放经营与大城市发展不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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