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30日，“第三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在天津召开，探讨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模式创新和实践经验。会上，多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仍存在人地失调等诸多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校产办主任黄桂田指出，规模以上的658个城市发展到今天，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病”。黄桂田分析，城市是一个综合体，至少是两个方面的聚集，一为经济的聚集，一为人口的聚集。其中涉及到人、经济和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城市在规划方面至少要包含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多方面因素。但目前对于我国一些规划部门来说城市规划就是简单的就是空间布局，政府是规划的主体，那么政府应改变旧有的城市规划思维，使规划具有法律效应和严格的约束力。

以下为黄主任在论坛上发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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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也很荣幸的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张所长他们是真正的专家，在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方面我只是敲边鼓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到2013年已经上升到53.7%，城镇人口按照在城市里面生活六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来进行统计，从1978年的1.7亿上升到7.3亿。城市的数量从当年的193个增加到了658个。我在这儿要问大家的是，在迄今为止的规模不等的658个城市里面，到底有几个没有患上城市病。

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上升到70%，如果按照14亿人口的基数来进行计算，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接近十个亿。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达到甚至已经超过的80%的城镇化率进行计算的话，中国的城市人口将突破11亿。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增城市人口将是三到四亿。现有的658个城市是否能够承载三到四亿？将来还会形成多少个新的城市？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处理就能得到的答案。我的问题是现有的城市在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过程当中如何缓解已经患上的程度不等的城市病。如何避免未来形成的众多的新的城市不患或者少患城市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下午的主题不是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是谈人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城市建设当中人的问题，如果城市都得病了，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面的人不得病吗？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这个主题也和下午的这个主题是相切合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也有的城市所患的几乎是同样的病症。我们在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普遍性、大面积的患同样的病，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和城市的规划出问题有直接关系。上午讨论的一个主题，城镇化过程当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几位嘉宾谈得非常深入，我也很赞同。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城市化是一个进程，是一个过程，说白了，就是乡村的劳动力到城市里面找工作，然后把乡村里面的老少家庭成员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个过程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城市化过程来看，这一定是市场导向或者说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

与市场化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城市建设，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发展。城市本身的建设和发展一定是政府和市场相互融合的。也就是在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方面，政府一定是当仁不让的要起主导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经济发展，它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所以在城市的建设、城市的设计方面，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一个特别的大规模的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制定规划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制定什么样的规划，在城市上是否站得住，规划本身是否科学，规划是否具有刚性和长远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刚刚突破50%左右，并且这里面还带有很大的水分。

到目前为止，规模以上的658个城市发展到今天，存在程度不等的病，尤其像北京已经得了严重的病症，我们在今天讨论城市建设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要找到根本性的原因。历届政府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方面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是否应该深刻的进行反思。城市在规划上至少我们现在反思的时候，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确没有研究，在座的有规划部门的领导，你们是专家。我刚才简单的理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至少有三个：

一个是规划的主体太单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做规划，实际上是由市委书记、市长做的规划，要么是一个人做的规划，要么是两个人合谋做的规划。尽管咱们也有规划局，也有规划设计院、形式上也征求过方方面面的意见，但实际上咱们的城市的规划归结到底是两个一把手甚至是一把手、拍板、拍脑袋拍出来的规划。

第二，城市规划它的内容太狭窄。现有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是由我们的规划部门搞出来的一个城市空间规划。大家知道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就像刚才张所长讲到，至少是两个方面的聚集，一个是经济的聚集，第二个是人口的聚集。而涉及到人、涉及到经济，涉及到社会这就非常复杂。所以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它在规划方面至少要包含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医疗、卫生、交通、基础设施甚至土地包括空气，甚至要空气动力学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城市设计院、规划部门简单来说它的规划就是一个空间布局的规划，它的规划显得太苍白，太单一。因为我是学者，我是以学者的身份在这儿发言的，往往学者发言比较冲，发了言也不负责任，反正也没有人让你负责任，说的话可能不太中听。这是第二个问题，规划的内容太单一。

我们以北京为例，北京是一个典型空间规划为主、为单位的规划，以皇城根为轴心画圆点，现有二环、到三环，现在到了六环、七环。现在北京和天津、和河北在搞京津冀协同发展，我预计今后的协同可能以北京皇城根作为一个圆周的圆点，通过七环、八环、九环一直搞到二十环，把天津、把整个河北甚至内蒙、甚至山东划成一个巨大的“饼”。

北京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发展到今天这么多年，终于我们搞明白了，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要进行功能定位，按照现在的顶层设计的功能定位，北京市四个中心，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文化中心，第三个是国际交流中心，第四是所谓的国际创新中心，那就把经济中心这个职能希望能够得到分解。搞了这么多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终于我们清醒了，北京作为首都，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功能。如果北京不能够真正的按照这四个功能进行定位，未来的发展不能够很好的、刚性的得到约束的话，这个大饼会不断的向外延展。所以，城市规划，就我片面的理解，让我们现有的专业的规划人员来做这个规划就显得很不足，因为它涉及到多个学科，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的规划时效性太差，长远性、战略性严重不足。有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我就把中国的城市规划类似于中年男人的裤腰带，是可以随时解、随时上的，并且可以不断的放松它的尺度。所以我们的这个规划没有长远性、没有刚性，没有约束力。一届政府可以大修、大改甚至可以推倒重来，如果是这样一种城镇化，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城市建设带来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今后的城市病就可能不是今天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市病。所以在城镇建设方面，规划怎样能够科学，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能够说清楚的。但我总体上来讲，政府一定是作为规划的主体，但是规划本身的内容，规划应该包含哪些范围，规划是否具有法律效应，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这是中国在城镇化过程，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没有任何国家和它能够相比拟，因为它人口太多。截止到目前位置，中国人口说大数13.5亿人，根据有关人口学家的预测，中国人口顶峰大体是在14亿左右，不会超过15亿。

即使是现在的13.4亿人或者说13.5亿人，任何一个已经实现的城镇化国家都不可能和它相比较。美国总人口到目前为止也就是3.11亿。日本1.27亿，欧洲最大的国家德国比我们一个有点规模省的人口还要低，只有八千万左右。英国、法国、意大利大体人口在六千万左右，意大利只有五千多万，在其他的经济体规模更小一些。正是这样，中国城镇化尤其是中国城镇的发展和建设，一定要充分的吸收全人类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另外，更重要的要汲取后期包括陷入到中等收入陷井的拉美包括东盟这些经济体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搞好中国的城镇化，尤其是要规划好城镇建设。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