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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与功能

2014-12-29 17:41 来源:北京日报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中国的城市历史正在不断改写和上溯,发现古代城市遗址的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早期历史文献中一些有关城市的记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由于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国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有“万国”之说。直到春秋初(公元前8世纪后期),有记载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一般来说,一座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主宰该城的诸侯或贵族的宫室,同时也是该城的行政和祭祀场所。城的四周一般围有城墙,有的还有相应的防卫工事。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富余,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还可能有农田。相比之下,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用今天的眼光看,城市内部这样的结构和功能并不合理,却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也体现了当时人的智慧。对每座城的居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安全。这些都离不开君主和城墙的庇护,二者在城中占主要地位是顺理成章的。

自秦以降,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以西汉为例,全国1500多座城被分为首都,郡、国(诸侯国),县、侯国(列侯的封地)、道(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邑(皇后、公主等的封邑)这三个等级,逐级管辖。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都筑有城墙,宫殿(或衙署)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

西汉的长安城是在秦朝废墟上新建的城市,事先就有严格的规划。长安城的面积约36平方公里,但城内的主要部分是宫殿,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合计约12.6平方公里,加上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设施,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供百姓居住。由于城内容不下众多的官员、贵族,他们大多居住在长安附近新建或扩建的“陵县”(因皇帝的陵墓而设置的县)内,以至形成了一个人口比长安还多的城市带。

东汉首都洛阳城的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内的南宫、北宫等宫殿占地约4平方公里,再除去衙署等建筑,留给居民的地方大概也不过三分之一。

首都以下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的宫殿,但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

在一个农业社会,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除了本来就住在城里,或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商人、工匠等,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因为城市对他们并无多少吸引力,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

东汉末年开始的分裂割据,以及期间反复出现的饥馑、战乱使原有城市受到很大破坏,但一些新因素也导致了城市的进步。例如,各政权为了增强实力,在城市建设中更讲究实效,避免形式;原有宫殿毁坏,或没有能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民居在城市中所占比例相应增加;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首都与大城市中往往形成特殊的景观。

以北魏洛阳为例,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原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种新气象,恰恰是以往的首都城市所不曾有过的。

唐朝的首都长安已经兼顾了城市的不同功能。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其中5条干道宽百米以上。街道将城内分为110坊,各坊建有坊墙、坊门,坊内为居民住宅、宫衙、佛寺、道观等。东西两市筑有围墙,市内店铺、作坊密布,商业繁荣。三条渠道将河水引入城内,以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并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人口最多、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对居民的生活有所影响,对商业和经济的发展有所限制,这些局限到宋代才得到突破。结合《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和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城市在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

因此,尽管在宋代以后,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封闭性政治中心的传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模式长盛不衰。如明清的江南,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精细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城市、集镇和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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