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为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指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村“三变”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我国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创举，被称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革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三变”改革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所谓“资源变资产”，是指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整合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采取存量折股、增量配股、土地入股等形式，推动农村资产股份化、土地资源股权化，盘活各种资源要素，促进经济、社会资源聚合，并形成叠加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激活乡村振兴动力。所谓“资金变股金”。将各级财政投入到村的发展类资金（除补贴类、救济类、应急资金外），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原则上转变为村集体和农民持有资金或村集体自由资金，通过协议方式，入股投资，变成代表股份权利的资本金，消除贫困，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收入。所谓“农民变股东”。农民以确权承包土地经营权、宅基地、自有资金和劳动力等，通过协议方式入股投资公司、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变成股东，定期按股分红，享受参与公司等经济组织治理的各种权利。

“三变”改革适应了农村发展新的需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农村资源资产的整合，为农村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路径。

第一，“三变”改革激活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活力。当前农村发展似乎走向了一种困局：农民有资源没资产、有权利没利益；农村有资源无市场；农业有空间无效益。这种困局限制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活力，使得农村发展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发展缓慢。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成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最大障碍之一。“三变”改革在坚持农村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三权”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兼顾和维护农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益，赋予了农民经营管理权、股份收益权、租赁权等多种权能，拓宽了农民的投资、创业、就业和增收途径，大大提高了农民资产性收入。同时，“三变”改革为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经营农业提供了可行途径，实现了农村资产的保值增值，极大激发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活力。

第二，“三变”改革促进农业更强、农民更富。“三变”改革开辟了资源—财产—产权转变之路，实现了农民资产性收益零的突破，提高农民收入，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农村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农村，由于土地等不动产的性质和制度所限，土地只是自然资源，不能转变为资产，农民也就无法从资源中收益。这是当前农民真正贫穷的根源。要使农村根本上摆脱贫穷，必须从农村资源着手，实现资源向资产的转化，让农民有资产，从而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入。贵州六盘水市等地方推行的“资源变资产”，就是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整合农村的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劳动力资源等，采取存量折股、增量配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推动农村资产股份化、土地资源股权化，变“死资源”为“活资产”，变“黑资源”为“绿资源”，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促进经济、社会资源聚合，并形成叠加效应，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第三，“三变”改革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三变”改革中“农民变股东”，农民将个人的资源（包括土地承包权）入股到经营主体，成为股权投资人，传统农民一跃而成为公司等企业组织的股东，变革了农民、国家、集体、社会四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带来了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方位变革，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三变”改革以农民和工商资本合作为抓手，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增加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了基层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提升了乡村经济社会治理能力，夯实了基层政权。

当然，由于“三变”改革是一新生事物，在农村探索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和风险，需要及时加以防范。一是法律风险及其防范。“三变”改革涉及土地确权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股权交易、农民股东权益保障等复杂法律关系，需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规避法律风险。同时，立法部门需要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调整，保障“三变”改革依法进行。二是经营风险及其防范。随着农村集体、农民的有关资产权益入股进入了相关生产经营实体，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压力。建立有效生产经营风险防控机制，化解经营风险，守住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底线。三是农业资源非农化风险及其防范。集体土地等资源流转或入股后必然会导致的田块边界不清，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使用、不当使用农业生产资源等现象，有的甚至可能被改变用途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导致农业生产资源被破坏，将来即使农民退股，土地也难以进行农业生产，危及粮食安全。因此，要健全相关监督制度，保证土地以规范使用。四是农村集体与农民资产权益流失风险及其防范对策。当前“三变”改革中缺乏产权价值评估与交易中介组织，没有可供操作的产权资源价值评估标准与交易规则，“折股量化”困难，农民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经验与能力不足，农村集体财产和农民权益存在流失风险，亟需从制度上加以规范。

总之，“三变”改革盘活了农村“三资”（资源、资产、资金），激活了农民“三权”，建立起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资产增值的长效机制，为实施精准扶贫、防止脱贫又返贫，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村改革新路，为加快乡村振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理论与制度创新的范本。

（作者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