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代城市建设的标杆，规划先行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一大要点。而随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获批和发布，雄安新区再次成为社会热点。

创新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创新打造体制机制新高地是雄安的发展定位之一。在城市建设的先行环节，雄安规划体系进行了怎样的创新？雄安新区全域覆盖、分层管理、分类指导、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会对我国城市规划理念转变，乃至管理体制机制带来怎样的创新？坚持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的雄安新区，会在生态等重点领域实现怎样的突破和创新？

带着这些问题，4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

尹稚认为，对于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的我国而言，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统筹规划尝试，对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的积极探索，将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引领规划理念转变等方面，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新区建设还将显著引领京津冀区域内部的城市体系平衡、产业功能布局和生态环境保育。

引领规划理念转变

《21世纪》：雄安新区被认为是我国未来城市建设的标杆。规划纲要提出的组团式、多节点的空间结构广受关注，你对此如何理解？

尹稚：以组团架构来发展城市，一直是城市规划的一个理想状态。在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大都会地区的发展已有很多经验教训，包括对北京“摊大饼”模式的诟病等。

而组团化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每个组团都是功能齐全的混合型布局。雄安的几个组团规模都不大，这将使得居民绝大部分日常的生产生活职能的组织和交通联系，都可以在组团内部15分钟生活圈、30分钟都市圈解决，跨组团、长距离的通勤量将大幅度下降。同时，跨组团的通勤将以地面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为主，城市的个人机动化强度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它会将大城市从长出行交通模式转变为短出行为主，从而根本上实现能源节约和对资源的更高效利用。

《21世纪》：这对今后的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尹稚：我国还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未来二三十年之内还会有几亿人实现从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因此，新城、新区建设不会停滞，还会有一个发展期。

而我国过去的城市规划，受上世纪30年代雅典宪章的影响较大，普遍采用大功能板块分区概念。这些分区往往是单一职能的。前四十年大量的新城新区，比如说最早的工业园区到后来的高科技园区，都是以产业为核心。而出于改善生活目的兴建的大型的集中性的生活组团，也是单一职能。这导致我国在城市扩张当中，城市内部长距离交通超负荷。当城市扩展到足够的尺寸和规模的时候，其长距离交通就越难以组织。城铁、地铁、快速路等，都难以短期内解决钟摆式交通的问题。

因此，雄安规划的交通问题，看上去是修路架桥的问题，实际上是土地功能的布局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定局，剩下的是局部的交通工具和线路的改善。 但我国还有可能从根本模式上解决。雄安新区尝试组团式的混合性土地利用布局的模式，对未来二三十年新城新区建设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这就是让我国的新城新区，从单一功能区建设，向土地高强度混合利用、公共服务设施扁平化配套、内部功能齐全的城市组团建设转变。未来一个大城市，可能是由多个功能齐备的小城市组成。

探路规划体制机制创新

《21世纪》：雄安新区为何要强调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

尹稚：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并不是在雄安新区规划中才首次提出，实际上，“多规合一”的理念早已被反复强调，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同的规划往往有所偏重，“三生”空间的统筹规划并不顺利。

这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如此强调“三生”空间的统筹，就是要配合国务院的机构职能改革，参与和引领相关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

未来，我国要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对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和保护性用地的统筹规划和利用，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划定清楚，甚至实现空间规划立法，都需要在相关领域，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之间，各执行部委部门之间的事权。

这在此次雄安新区的规划制定过程中，都有所涉及和探索。雄安会在空间规划体制机制创新层面，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拉动区域生态保育

《21世纪》：规划纲要提出，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尹稚：雄安之所以提出70%的蓝绿空间，与雄安新区建设的一大目标相关，那就是通过雄安新区的建设，服务和拉动所在区域生态的保育和恢复。

雄安新区所在的区域，有几个天生的环境问题是要通过新区建设来解决的。第一，地势低洼洪涝的问题；第二，作为华北地区气象盆地，污染物容易汇聚的问题；第三，水质的问题。

因此可以看到，在新区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建设以前，新区就已经首先开始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改善区域的微气候条件，其次是启动大规模治水工程，改善水质条件，最后是大规模启动防洪排涝工程，解决地势低洼的问题。同时，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还要优先考虑和解决淀区群众的再安置问题。

因此，这70%的蓝绿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区域性的生态空间，可以理解为雄安新区及其周边的几大县城、保定主城区共同建设的一个大型区域绿心。在植树、治水、防洪等工程完成后，才会是新区城市建设高峰期的到来。

《21世纪》：提到治水，有很多观点认为，这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要攻克的难题之一，这究竟难在哪儿？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治水？

尹稚：雄安新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布局，对雄安新区的水资源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白洋淀的形成，跟其背靠的整个太行山区的汇水集水有密切关系，过去有多条主要的河道都可以为白洋淀供水。多年的发展，使得上游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增加，让白洋淀生态恢复面临着许多难题。

首先要重新分配部分水资源，不是要急功近利的使用这些水，而是要让白洋淀从不得不经常救助性补水的现状，变成正常运转的湿地地区。其次，随着上游生态环境的改变，已经很难恢复到历史最好时期的补水状态，那么通过其他什么样的水利工程设施，来达到白洋淀的补水要求，是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当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改变白洋淀水动力状态和可循环性，实现水质达标，开展生态修复。

这实际上已经不仅是白洋淀区的治理和恢复，而是通过优化完善白洋淀及上游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加强生态空间管控体系，来恢复白洋淀区“华北之肾”的功能，实现对整个华北平原水系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