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按】

18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2.5万字左右。

做为国家级重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从去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昨晚的《新闻联播》在描述这一战略时，再次使用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样的描述，规格可见一斑。

对中国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这份近期规划到2022、远期规划到2035的重大纲要，对粤港澳地区、乃至对于中国来说将带来什么？

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论证与政策建议。今天，我们与IPP的领导者郑永年教授，就此话题进行了一番探讨。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侠客岛：从去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到今年两会前规划纲要落地，中间经过了接近一年时间。去年我们在专访霍启刚等粤港澳地区代表委员的时候，大家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为什么纲要出台的时间这么长？

郑永年：从概念到政策确实需要很长时间，也显示出高层的重视。中国的创新实践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经济开发特区，十八大后的自贸区，都是如此。这次花这么长时间，我想主要是为了避免“为了创新而创新”，避免为了特区而搞特区。对比此前广东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可以看到，纲要的出台是内容逐步在充实。

这恐怕和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有关系。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之前也说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纸面上打转。最高领导人亲自抓起来之后，经过大量调研，制订可行纲要，还任命了常务副总理去协调。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也类似。

相比京津冀，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京津冀还是省份之间的协调，大湾区则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

精心构思考虑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审慎科学的决策。

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制图 中新网

侠客岛：2016年的时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为智库向中央提交类似的建议报告，我看消息说当时用的名称还是“环珠江口湾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或者说，从中央的高度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可能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规划有时代背景。一方面，中国经济面临从数量型经济到质量型经济的转变，国内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怎么走，如何创新。

现在我们谈粤港澳大湾区，大家会说，那我们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不够。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大湾区，对标的应该是欧盟、应该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曾经进入谈判的TPP。

为什么？因为和这些地区类似的是，粤港澳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

大陆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都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更是产业单一。三地都面临瓶颈，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结合起来呢？可能就完全不同。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术，没有市场；珠三角有庞大的市场，但技术不如香港；港澳都有优质的服务业经验，比广东强的多，但也没有市场。香港800万人，有8所不错的大学，过一座桥，深圳2000万人口，没有类似等级的大学，甚至广东接近1亿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为什么不整合起来呢？

我在欧洲工作过，欧洲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就很密集。英国脱欧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以前欧盟有大学的科研基金，英国的学校从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现在可能就没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权国家，资源还能频繁流动，我们是一国之内，不流动反而造成巨大浪费。

香港中文大学

从历史上看，欧洲能从二战之后的一片废墟上重新站起，欧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它现在也面临问题，因为没有超越主权政府的实体组织从中协调。

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而可以避免欧盟的弊病：粤港澳三地虽然是“两制”，但我们是“一国”，有中央政府从中协调。换言之，大湾区应该成为“中国内部的欧盟”，既对标欧盟的高标准、好做法，又避免欧盟缺乏协调产生的弊病。

侠客岛：从数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这个地区的GDP已经接近10万亿人民币，接近纽约湾区水平，旧金山湾区的两倍；进出口贸易额是东京湾区3倍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则是这三大湾区加起来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却反复说，不要单纯把大湾区理解成“经济上的大湾区”，说这不仅对于地区GDP意义重大。为什么？

郑永年：我在此前文章中说，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要觉得大湾区仅仅是个经济项目。当然，没错，这肯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但要超越简单的经济思维。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我们说国家竞争力，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说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我们就想到硅谷这些，这是平台。一个国家需要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来世界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中国以什么来吸引世界的优质资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小，一两个项目就拉动经济增长了。现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项目，拉动作用不大。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

现在全球的局势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更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才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大湾区就是这样的谋划。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资料图：连接深港的深圳湾大桥。

侠客岛：您好像也很关注大湾区对于“一国两制”的深化作用？

郑永年：对。港澳地区的制度我们说五十年不变，但是要互相适应。我们不照搬美国、欧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产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说前49年都完全不变、到第51年就自动变嘛，那就太剧烈了。不要机械理解这种原则。

现在内地和港澳都在适应对方，也都各自在产生着变化。况且这里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致的，没有障碍。大家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社会上的互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侠客岛：11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整合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困难定位在什么地方？

郑永年：主要是行政上的障碍。早期处于简单扩张型发展阶段时，大家自身都有发展空间，也都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美国也是如此。但现在简单扩张已经饱和，大家都面临困境，所以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为什么三地的市场没法完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病因。

这需要很多细节探索。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们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赴港高铁，但是签证仍然是问题。欧盟有个申根签证，签完基本可以去欧盟所有地区，我们要不要研究借鉴？

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但是欧盟内部有26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三个海关怎么协调、省掉一遍遍通关的中间关节？在这里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而不再分内资、外资，一视同仁？

甚至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但障碍也不多。这都是很先进的做法，要学习。

2019年1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过江通道虎门二桥项目的两座主桥钢桥面环氧沥青铺装工程完成，预计今年5月1日前通车。（图/视觉中国）

细节会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是“一国”了，就要更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可能转变成优势。这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比如前面说到香港高校质量不错数量也多，但是招生都招不满，临近的广东却好学校不够多，这就很浪费。能不能整合香港和大陆的科技、弄一个大平台？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2016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团队分成几个组，分别研究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资源、科技市场整合的问题，因为这都需要细致的技术操作。

最重要的是，市场要起决定作用。不要规定某个城市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应该是市场形成的。深圳的科技就在向东莞转移，因为土地贵了。

政府可以规定不要污染，可以去做好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法治的规则均等，比如劳动力、公共服务的自由流动。其他的则要让市场去决定。这应该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