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终岁尾。

这一年来，有太多城市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比如上海，长三角一体化之后，被江苏、浙江、安徽三省40城所拱卫；比如深圳，拿到了先行示范区的头衔……

还有一个城市不容忽视，那就是成都。

12月8日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上，成都作为“高质量发展基层调研行”的开篇城市，被重点报道；几天前，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成都成为十个被点名的城市之一。

从米尔肯的2019年度中国最佳表现城市，到2019中国国际化营商化境建设标杆城市，再到连续11年位居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这一年的成都，斩获的荣誉可谓数不胜数。

在全球经济疲软，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的前提下，成都凭什么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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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经济学界，GDP“保6”之争，算得上是2019年最火热的话题之一了。不管持论者立场如何，一个共识性的事实是，走出高增长通道的中国经济，正在迎来更大的挑战。经济提质换挡，产业转型升级，成了多数城市面临的难题。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成都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抢眼。连续11个季度的增速突破8.0%，前三季度达到8.1%，远超年初设定的7.5%的目标。

对一座城市来说，机会转瞬即逝。刚刚闭幕的成都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其实区域竞争越是瞬息万变，越得抓住比较优势，稳中有进，才能更好地弯道超车。

再者，在所有的经济数据中，GDP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最直观的体现，但成都远远不仅表现在GDP上。

比如前11月，成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展现出相当活跃的投资氛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5283.1亿元，同比增长17.2%，首次成为西部地区外贸“第一城”。此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780.9亿元，同比增长9.9%。

投资、出口、消费，被誉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些城市出现转型压力，无非是传统的投资依赖型路径陷入瓶颈。对比来看，成都可谓火力全开，它反过来说明，成都速度背后的经济增长，不是粗放式的，不是跛足式的，而是全面开花，自然也更具韧性。

不少人误解为新旧动能的转换，就是不要增长。这是一种误区，提档升级，针对的是原有的增长路径不够稳定、不够连续，同时伴随着的环保压力，转型的目标，恰恰是寻找一种新增长路径。

在这方面，成都提供了示范。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座高质量发展城市不仅三驾马车火力全开，不断向经济、产业的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环保方面，还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大气“650”、水“626”、土壤“620”等工程项目的加持下，成都在副省级城市中第一个获批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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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史可以发现，至少经历了两次发展逻辑的转变。第一次是外向型经济的兴起，第二次是金融风暴后产业内迁。从东北掉队，到沿海大发展，再到成都、武汉、郑州等内地城市的爆发，每一次发展规律的转换，都伴随着城市竞争格局的洗牌。

就在前两天，中央文件再次强调，“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时隔不久，中办、国办联合发文，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无论提升中心城市的承载力，还是降低落户限制，都是为了保障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进一步集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这种趋势下，中心城市都在做大做强。

在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的趋势下，成都走在前面，前瞻性地引领了强省会的新趋势。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产业内迁的过程中，集中优势力量做大做强的成都，能具备和其他二线城市竞争产业资源的资本，能拥有承担国家战略的资格。

在转换城市动力上，除了借势强省会参与全球竞争，成都的另一个重要手笔是，创造性地开辟新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力东进，通过打造新的城市平台和载体来接纳更多的产业和人口。

为了缓解城市病，同时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力，这几年各大城市都在通过自贸区、国家级新区等开辟新的战场，比如深圳的前海、上海的临港、广州的黄埔。

成都的东进战略，意义相当于当年上海开发浦东。翻过龙泉山后，“两山夹一城”的空间格局，优化成“一山连两翼”，一个新的城市副中心呼之欲出，大大拓展了辐射边界。同时成都东进，和重庆相向发展，给成渝城市群冲刺经济第四极提供了更牢固的基础。

拓展新空间，则为成都提供了新发展动能——前11月，天府新区和东部新区分别完成投资1817.7亿元、1391.6亿元，分别增长18.8%、13.9%，新区投资对全市投资的总量贡献、增长贡献分别达到38.1%、58.1%。

12月20日，成德眉资实现公交“一卡通”，这是成都拓展新发展空间的一个缩影。当前的城市竞争，远远不只是单体城市的较量，而变成都市圈、城市群的PK。“一卡通”代表的同城化融合水平，让成都拥有更广大的发展腹地和辐射圈层。

当然，对一座城市来说，在发展战略、发展空间上的新思维和新逻辑，最终还是离不开具体的产业支撑。

提到产业，可能会有人觉得成都缺少极具辨识度的突出点。但这更多是针对产业门类，如果从创新属性的角度看，成都的产业结构恰恰是相当新锐的。

以前11个月为例，成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2.4%，6家企业上榜“2019年中国高科技高成长50强”，生物医药、轨道交通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新发展思路，新的平台载体，新的产业结构，给成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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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产值，都分布在沿海地带，这种发展规律被称作海权文明。然而随着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新一轮全球开放向内地延伸，陆权时代正在加速来临。

去年年中，《关于加快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年）》两大文件中，成都给自己定下了建设国际门户枢纽、打造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和建成“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目标。

如此自我定位，是成都扩大对外开放决心的体现。事实上这些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纵深推进，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不仅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还被赋予开放门户的战略使命，像“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成都都是关键节点城市。

如果说像一些沿海港口城市，依靠外资外贸迎来大发展，离不开地理区位的“天赋”，那么像成都这样不沿海、不沿边的内地城市，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无疑更多得靠后天努力，靠勤能补拙。

“车水马龙”的蓉欧国际班列，是成都改变营城模式、主动融入“全球五链”的缩影。目前成都的国际班列联接境外26个城市，其中中欧班列开通1409列，年度和累计开行量都位居全国第一。

推进全域开放，成都的另一张招牌无疑是航空枢纽。目前，成都的国际航线数和年度出入境流量都位列中国第四、中西部第一，其中，国际（地区）航线条数已经达到122条。直达全球各地的航空网络，让成都能够成为人口、信息和资本汇聚过境的门户枢纽，流量池不断做大。

同时，通过“空中丝绸之路走廊”和“国际陆海联运走廊”等战略通道，成都得以顺利融入全球分工。前三季度5283.1亿元的外贸进出口总额，高达17.2%的增速，正是全域开放的经济红利。

开放的红利，不仅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还对成都的产业进行优化改造。今年年初时，有跨国医药企业首次选择在成都同时分别通过空、铁两条路径实施通关，创下了西部第一。它也为成都生物医药的平台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可见，“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彻底改变了“沿海—内陆”的开放模式，将成都推到开放前沿。善于借势开放的成都，拥有了更多在国际舞台上抛头露脸的机会。比如今年成功举办了世警会等国际赛事，还是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办地。同时成都还拿下了2021年大运会、2022年世乒赛、2025年世运会举办权。

成都引领的西部开放，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发展格局——海权时代向陆权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哪怕身处内地，足够开放的发展理念，也会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重大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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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联播对成都的报道中，镜头曾专门对准了京东方。事实上京东方背后强大的产业集群，是成都经济“蜂巢效应”的一个缩影。

通过大项目带动，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这是招商引资的一条基本规律。以郑州为例，富士康的到来，让它的电子产业形成集聚，全球七部手机就有一部郑州制造。苹果制造和空港经济，因此郑州经济的招牌。

“成都速度”同样得益于此。

成都很早就确定了“5＋5＋1”的重点产业结构。其中前一个“5”代表着5个先进制造业门类，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和绿色食品产业；后一个“5”，则直指5个现代服务业——会展经济、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文旅产业和生活服务业。

成都的招商引资，也是围绕清晰的产业定位展开，而不是来者不拒，为了增长抛弃质量。像今年引进的吉利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中国电子科技成都产业基地等，都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上下游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项目。

其实从多元化的产业定位也能看出，成都没有占比极大的单独产业门类，并不意味着成都的经济缺少特色，这背后恰恰是一种“不偏科”的发展格局，让成都能“东边不亮西边亮”，始终保持强劲的势头。而集群体系下各个门类的产业，就像蜂巢中的蜜蜂一样，各司其职，共同撑起成都经济的大盘。

所以，一个让很多人想不到的细节是，在新产业、新经济上的价码，还为成都带来了《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的文创IP产品。

还得看到，成都“全都要”不只体现在产业多元集群上，还体现在它并没有把城市发展简单限定为经济增长，而是锚定综合实力的提升。

比如前几天，成都召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会，《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到，2022年，进一步巩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地位，形成万亿级消费市场，外来消费占比超过30%，消费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60%以上。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通过消费来提振内需，是转型的关键路径。成都历来有着厚重的消费文化，无论是首店经济，还是夜经济，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比如成都落户的首店数量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剑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与其说是一种野心，不如说是在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基于产业升级的自我革新，一种顺势而为。

其实不仅是消费，包括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成都同样重点发力——作为第一张纸币“交子”的诞生地，成都很早就将西部金融中心纳入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定位。得益于此，在今年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成都排名列全球第73位，上升14位、上升幅度居全国第一。

就在12月27日，成都地铁“三线齐发”，它是“成都速度”的缩影。这种“成都速度”，来源于成都的“不偏科”，来源于成都全方位地补短板——要增长速度，也要发展质量；要GDP规模，也要生态环保；要先进制造业，也要现代服务业；要向内拓展空间，也要向外开放……

一个“不偏科”的城市，可能会缺少足够鲜明的“点”，但也正因如此，在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才能够具备持续稳住的定力，多项全能，让成都更能撑住基本“面”，成为名副其实的高质量发展城市。

当然，过去的成绩，已经成为历史，而即将到来的2020，是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的收官之年，同样是成都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的决胜之年。

“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省‘主干’城市，要自觉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找位置强担当”，这意味着，成都得将高质量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借势借力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去参与区域和全球竞争。

稳中有进，创新提能，一个发展更全面、更具竞争力的大成都，已经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