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大都市区经济是我国城镇化的方向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人口密度高的大都市区是城镇化的方向，提高人口密度可以高效利用土地，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在已经实现城市化，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较完善的美国和日本，最近20年的发展趋势是大都市区的人口仍在增长，而一些中小城市的人口则很少增长或下降。2010年美国366个大都市区人口比2000年增加10.8%，比1990年增加26.4%。2010年小都市区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10%，比2000年下降0.4个百分点（Census Bureau, 2011）。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从1950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增长，其他中小城市的人口则少有增长或下降，虽然日本政府自1960年代以来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力图实现“国土均衡发展”，但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这是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空间配置的必然结果，是集聚经济和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美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美国经济不是50个州的经济，而是“大都市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区。2010年美国排名前100位的大都市区聚集了65%的人口，生产了75%的GDP，获得了92%的专利。美国排名前20位的大都市区聚集了37.4%人口，生产了46.6%的GDP，获得了63%的专利。大都市区同时是创新中心。

我国2010年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5%，生产的GDP占全国的50%，分别比美国低45.5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排名前20位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GDP占全国的29%，分别比美国低28.4和17.6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水平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是与产业结构上的差距紧密联系的，2011年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80%，而我国仅为46%。我国经济的“调结构”不仅要调整二、三产业结构，而且应当调整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因为大都市区（大城市）才能为服务业创造发展空间，并更有利于构建创新的平台。

日本土地和石油匮乏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远高于美国。与美国的大都市区经济相比，日本大都市区的人口密度更高，主要依靠轨道交通而不是小汽车交通支撑大都市区的运行，具有更高的土地和能源利用效率。东京大都市区、大阪神户大都市区、名古屋大都市区聚集了日本50.9%的人口，创造了70%的GDP。东京大都市区（一都3县）面积1.35万平方公里，人口3500万，包括除东京都以外3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横滨市、川崎市、埼玉市）；12个人口在100万-30万之间的中小城市，77个人口在30万以下的小城镇，这些城市几乎都由通勤铁路连接，构成了以东京都为中心由2500公里轨道交通支撑的大都市区，每天有250万人跨省级行政区到东京都上班。

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与日本类似，只能实施集约型的城镇化战略，发展大都市区经济，应大幅度提高排名前100位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水平，重点发展20个左右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未来十年中国农村新转移出来的人口主要应当集聚在这20个大都市区，要让每个大都市区在1.5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集聚多个中小城市，高密度的容纳2000万到4000万人口，要建设4万公里通勤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支撑20个大都市区的运行。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因而要“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是要求以城区人口达到500万为界线，在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的行政区划内进行人口控制，试图把应通过大都市区化来解决的传统城市化面临的发展瓶颈，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这实际上是把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行政区划不适应大都市区发展的问题，城市治理服务水平与城市发展不适应的问题混淆起来，试图用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空间配置。

根据美国2010年366个大都市区的人口统计，中心城市人口平均为大都市区人口的39%，中心城市面积平均为大都市区面积的4%。这就是说美国大多数人住在中心城市周边的城镇，大都市区容纳的总人口是中心城市的2.56倍，中心城市可以辐射的面积是其自身面积的25倍。因此大都市区有更高的人口承载能力。但我国是按城市行政区划发展经济，行政壁垒阻碍了通勤铁路的发展，中心城区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周边地区扩展受到行政区划的抑制，无法适应发展大都市区经济的要求。而发展集聚经济（规模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的最有效途径，发展大都市区经济应当是我国城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