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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对话七:县域发展如何回应青年诉求

2024-09-26 10:16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导读

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9月7-9日在合肥召开。期间,由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承办的“县域发展如何回应青年诉求”学术对话于9月9日成功举行。本次对话延续2023年会“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主题,并进一步聚焦“县域×青年”,邀请了来自政学研企等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与青年代表,开启一场深度交流,探讨如何运用规划引导、机制创新、政策供给等手段,破解青年群体“由城到县入乡”的流动性困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在人、地、钱等各类要素中,“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流向,对于县域城乡发展态势起到关键性作用。如何让县域发展更好地回应青年诉求、发挥青年力量,值得深入探讨。

本次学术对话由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邀委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原院长刘亭研究员主持,邀请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京祥教授,学会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委员、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陈前虎教授,学会常务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宋维尔,青来集乡村青年人才社区主理人、浙江省绿茵里城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正希,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孙新华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雄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梦洁讲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申明锐副教授等嘉宾进行分享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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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亭  研究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邀委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原院长

刘亭研究员担任本次对话的主持人,由县域城镇化、城乡融合等宏观趋势背景引入话题,引导对“县城发展”和“青年诉求”关系的深层次思考: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回“老家”吗?推动青年入县发展存在哪些难点?如何重塑县域城乡价值,让青年“引得进、留得住、有前景”?

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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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祥  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京祥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竞争力、可持续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城镇化演进带来了人口流动、经济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不仅在江浙地带,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青年回流县城的现象。策划本次对话的背后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融合多领域视角,邀请到来自国内不同地区,城市规划以及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专家学者,以及运营主理人、村支书等一线实践者,从不同视角阐述观点。二是关注复杂性和深度思考,青年回流县城的动因非常复杂,县域发展如何把握趋势、抓住机遇、拥抱青年,需要深入探讨。三是采用自由对话“沙龙”形式,通过“青年分享”“与青年对话”环节设置,聆听、回应青年的真实需求,激发嘉宾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的观点碰撞。

圆桌讨论1:青年分享

申明锐:网络上的县城感VS现实中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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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申明锐副教授聚焦青年县城化在网络和现实中的反差,以辩证的视角开启“青年分享”。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县城感”,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松弛感”、“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文化符号,代表着理想当中的栖息地、记忆中的家乡、现实中的避风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年轻人更为理性客观,调查结果显示,青年群体既受到返乡情感和理性选择的共同驱动,也不可避免面临着回县后与大城市的差距带来的忧虑,“体制内就业”“多样性匮乏”现象较为普遍。为此,有关政府需要从青年真实需求出发,通过返乡政策、消费刺激等方式,更为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一现实问题。

孙新华:青年群体县域就业的空间与支撑——以青年职业农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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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孙新华副教授基于中西部地区调研,分享了对青年回县返乡的两点思考。一方面,中西部县域由于缺乏必要的产业经济支撑,青年发展空间总体受限,与东部地区相比差异显著。盲目或缺乏整体性把控的政策,对青年群体可能反而是不利的政策,为此,面上政策出台要适度谨慎,符合市场规律。另一方面,农业领域正在经历代际更替的过程,点上突破具有可行性。调研中也发现了成功案例,通过村集体土地统一流转、统一规划,建立“老中青”差异互补、合作共赢机制,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有序更替。政策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土地、资金、市场等基础性支撑,为青年“新农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有利环境。

周正希:他们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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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来集乡村青年人才社区主理人,浙江省绿茵里城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正希作为安吉余村的乡村运营主理人,从市场主体视角解读青年入乡背后的动因。在当地,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来?”在她看来,余村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固然有优势,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机制设计、平台搭建和营商环境优化,营造出“有伙伴、有事业、有场景”的创业氛围。同时,通过闲置资源盘活和乡村有机更新,提供了一种亦城亦乡的全新生活方式;在这里,乡村和城市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城与乡真正融为一体的理想状态。“青来万物生”,周正希认为,青年入乡发展很难通过“静态规划”完整落地,而是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渐进的方式、碰撞的思维去探索实现。

田雄:县域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与基础教育的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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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田雄副教授分享了另一则关于宁夏吴忠市弘德村的青年返乡故事,同样努力,但面临更多的困惑和迷茫。基于江苏如皋市、广西环江县、宁夏红寺堡区等地调研观察与对比分析,田雄认为,受区位条件、产业机会、政治生态等影响,中西部地区青年人口大量流失,县域发展面临诸多障碍且缺乏内生动力。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乡村基础教育质量不高,尤其是和“县中衰败”密切关联,导致青壮年人口流失。典型现象是农业越发达的县城,青少年人口流失越严重,进一步导致县域基础教育越弱。例如,陕西某农业县有70%的中小学生在县外读书。而县域基础教育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和青年人才短缺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摆脱困局、弥合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值得深思。

张梦洁:县域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来路与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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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张梦洁认为,前面谈到的问题在中部地区具有共通性,但也要看到希望。例如黄冈市,作为湖北省农业人口第一大市,具有“小县城,大农村”的山区县空间特征,是湖北省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节点。蒸汽眼罩、艾灸贴等本地产品的悄然兴起,体现了其背后的菊花、艾草等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市场化过程,以及近年来青年人口回流创业的新趋势。结合黄冈的发展经验探索,针对中部地区的县城,建议基于根植性产业,鼓励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传统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扩散,以此吸引不同类型的青年就业人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推广数字经济垂直化应用、特色产业链条前后端延伸等不同模式。

圆桌讨论2:与青年对话

宋维尔:“浙江实践”不可复制吗?——对青年入乡的底层逻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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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未来社区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与青年对话”环节,宋维尔副所长针对“浙江实践可否复制”这一争议点,作引导性发言。基于长期跟踪研究,他总结出适用于都市区县域青年入乡的“1+3”底层逻辑。“1”即“渐进式入乡”模式,以开放姿态拥抱各种“含乡量”青年,例如长期驻村的“合伙人”、项目制合作的“共创伙伴”、短期驻留的“数字游民”等等,入乡创业不再是“孤注一掷”,而是城乡间可自由流动的“第一站”。“3”即“尊重、理解、成就”三个关键词。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奋斗,但不愿意艰苦奋斗。“平等尊重”为青年消除顾虑,“社群化生态”让青年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让青年获得成就感。至于能否复制?就如同有些人一开始不相信国内能有“黑悟空”一样,不尝试肯定为零,用心尝试说不定会有惊喜。

汪玉成:“千万工程”的余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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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与“青年分享”环节相呼应,余村的汪玉成书记,从基层治理视角分享了对青年入乡工作的思考。在他看来,青年入乡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是“换位思考”的政策导向。在安吉县打造乡村创业首选地的部署指引下,他们坚信“青年需要什么就回应什么”,镇党委班子会议从晚上7点头脑风暴到凌晨4点,于是有了“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后来应在村青年需求,又有了“余村夜话”。二是“抱团发展”的共富机制。余村的青年入乡工作并不局限于余村本身,而是联动三个乡镇24个村的“大余村”范围,统筹各类资源、规划、招商与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希望以“共富联盟”带动更多乡村,构建更大的青年乡创和产业协作网络。

陈前虎:我眼中的“乡里乡青”——关于浙江省青年乡创的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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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委员,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陈前虎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透过“生产力三要素”来解读浙江青年乡创的新变化。他认为,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城市化发展后期人口加速向大城市聚集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不意味着人口外流就没有希望,因地制宜配置资源是共同富裕的基础。陈教授指出,劳动资料水平是影响地区对青年人吸引力的根本因素。基于对浙江青年乡创的调查,总结出“乡村后台办公”“小镇研发中心”“乡贤赋能乡建”三种模式,并通过案例分析解读背后的理论逻辑,提出要以软硬公共产品以及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公共产品的持续优化,推动县域青年人才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李志刚:两头不到岸?“县漂”城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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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常务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李志刚教授聚焦“县漂”群体,通过对广州大塘村、武汉汉正街等打工人群回流湖北县域的跟踪调研,分析其正负面影响。正面效应来看,“县漂”群体回流推动了县域制造业兴起、新技术应用以及产业集群化发展,有效加快了“在地城镇化”进程。负面效应来看,回流地可能承接了相对低端或污染型产业,成为大都市圈核心地区城市化发展“成本转嫁”的边缘地区,还表现为回流企业对原流出地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可能的土地违规、粗放利用等风险。李教授认为,受不同尺度时空交汇的多种力量影响,“县漂”群体具有不稳定性,存在多次回流以及在城乡间动态变化的可能性,中西部县域亟待走出一条“城乡之间”更加美好的新路,呼吁进一步探索“县漂”现象。

张京祥:青年“县域城镇化”到底图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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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京祥教授结合各位嘉宾的发言,进一步分享三个观点。第一,要尊重县域青年的多元性,青年回到县城的动因是多样的,不管是创业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诉求都应该被聆听、被尊重。第二,县域城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县城的综合性价比,相比于大城市和乡村,县城在生活成本、收入水平、生活节奏等方面具有综合性价比,有条件进一步升级为综合品质优势,因此,县城公共服务不应只是“低配版”。第三,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是县城吸引年轻人的关键因素,如何破解“县城婆罗门”的问题?只有平衡好熟人社会与规则社会的关系,才能真正提升县城生活的温度、舒适度和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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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教授级高工

李晓江院长从长期趋势和国家整体视角,对本次对话内容谈了三点深化意见。

首先,要关注人的差异,不同经济地位、社会角色、生存能力,选择偏好的县域青年需求各异,单身或家庭生活人群诉求也显然不同,只关注某类群体是片面的。第二,要关注县的差异,按照区位、地理、人口密度等不变量/慢变量可将全国的县域分为“大都市周边县、人口高密度平原县、人口低密度平原县、人口高密度山区县、人口低密度山区县、生态严苛地区县”六种类型,应当根据县的类型和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路径。第三,从近/中/远不同尺度认识县域。短期看政策,当前国家政策有利,但要避免“运动式”造成的不可持续以及资源浪费;中期看制度,没有税收财政金融土地等基础性制度改革,城乡二元关系就不会改变,年轻人回到县域就只能被迫“艰苦奋斗”;长远看文化,我们要关注人口流动背后的地域文化,关注县城“只有官场没有职场”的深层次原因,关注青年在县域的多样化发展空间。同时要关注,不要让乡村振兴变成一种新的“寡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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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宾之间的观点碰撞、观众与嘉宾之间的交流互动下,“县域青年发展”议题不断深化延展,价值探讨开放而多元,学术对话氛围持续升温。

会议最后,刘亭研究员强调,把握“差异化需求”的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市场化配置”和“制度型开放”。正如同对话中讨论的,我们往往更关注成功案例或是突出问题,但事实上一县一乡、千家万户各有不同,在大千世界中要关注区域和人群的差异性,从而更有效地认清现实找到对策。此外,“莫让浮云遮望眼”,当下的条件不意味着今后的出路,“有为政府”之下,市场化运作是普世的解决方案。也只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实现乡村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县域经济的创新性发展,青年回到县城才有出路。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足够的市场化意识,确保政策供给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并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优化,营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创造青年成长的明天、县域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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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整理,已经专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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