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房子”——绘制城乡住区韧性新图景

文图｜卢雨奇（昆明理工大学）王培茗（云南大学）

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如何建设“好房子”，政府将出台建设标准；针对已经建好的房子，尤其是老旧小区，也将通过城市更新和改造，让“老房子”华丽转身为“好房子”。 

从自然启示到住区安全新范式的提出

当我们把一根竹子扳弯，再放开，竹子能迅速恢复到原有状态，我们就说竹子的韧性好。在物理学领域，韧性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韧性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resilio”，其本意是“回复到原始状态”，后由法语借鉴这个词汇，现在演变成英语的“resile”，我国学者翻译这个词为弹性或韧性。韧性开始主要应用于机械学、心理学研究。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首次将韧性的思想应用到系统生态学（systems ecology）的研究领域，用以定义生态系统稳定状态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韧性研究逐渐引入到人类系统。

2005年，韧性城市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将韧性城市定义为:“城市系统能够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灾害），并保持原有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 由于人类住区包括了城市住区和乡村住区，我们可将韧性城市的概念拓展到乡村，我们认为，人类住区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灾害），并保持原有的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就是人类住区的韧性。人类住区韧性是针对承载体而言，其韧性大小往往通过住区系统遭到外力（如灾害）作用时的承受能力和恢复能力来判断。承受能力的评价指标由：坚固性、有效性（可靠度）、冗余度等来测度，而恢复能力则从其救援能力、重建能力、产业恢复能力、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恢复能力等方面来测度。韧性具体又可分为技术韧性、组织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

老旧社区与农房如何破局韧性短板？

通常情况下，人类住区的物质承载体是住区的建筑以及交通、通讯、供水、排水防涝、能源、消防、防空、医疗防疫等基础设施，那么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坚固性、可靠性和冗余度就决定了住区的承受能力；建筑物的庇护能力，各类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就决定了住区的韧性。

在我国的城市住区中，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国家加大了对新建住房自身安全性的要求，如建筑选址避开洪水淹没区和泥石流易发区域，建房须进行地基勘探、抗震设防、消防、人防等技术审查和联合验收。因此，在城市住区中建筑的安全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老旧住宅区，如老旧居民区、历史街区、城中村等，这些区域的建筑年限一般在50年以上，甚至更为久远，更主要的是在以往的建设过程中，审图标准低，大部分根本未经过审图，大量城中村的自建房甚至由于纳入城市后，对面积的需求（出租）加大而大量加建、改建，从而导致建筑自身的危险性加大、抗扰动能力差。

而在乡村住区，由于我国农村住宅主要为自建房，虽然国家进行了大区域的地质、洪水灾害普查分区，政府对村庄选址进行了一定的限定，部分村庄搬迁合并。但总体说来，政府对农村住宅的管控主要集中在宅基地划定，对农村住宅建设基本上处于放任状态。一些区域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农村房屋质量普查，但一是普查范围有限，二是普查方法简单，根本无法准确判定建筑质量。同时，由于近年来农村逐渐以新住宅为主，传统建房技术逐渐失传，农民自己不掌握新的建房技术，建筑施工完全交给施工队，缺乏质量监管，建筑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在灾害发生时，建筑质量的好坏是决定损失大小的关键要素。例如，2014年，在我国云南省发生了两次地震，8月3日鲁甸的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发生在17点），10月7日景谷的6.6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发生在22点），震后鲁甸死亡617人、失踪112人，景谷死亡1人。从死亡人数，我们可以看出，震级更大、震源更浅且发生在夜间的景谷，死亡人数却远低于鲁甸。我们在景谷的调研走访中发现，景谷农村建房施工在民间有严格的管控程序，从选址、选材，到划线、下料、上梁等环节均有民间专业技术人员（工匠、大师傅）指导，即使是村民自建房，在关键环节也要请师傅把关，穿斗木结构的建筑结构稳定，土料加稻草打成的土坯坚固，地震时承载能力较强。

而鲁甸的农房建造过程多半看农户的重视程度，有的就是邻居建房时去看过，大部分农户夯土时不加任何筋料，土抬梁的结构也很容易被破坏，虽然地震发生在农忙的下午，仍然造成了很大伤亡。

城市也同样，1976年的唐山地震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出现了巨大伤亡，也与当时的建筑设防烈度不足（唐山6度设防，汶川7度设防）、建筑质量差有关。当前，建筑质量较差的城市老旧住宅区和广大的农村自建住宅，成为我国住区韧性水平提升的关键障碍。

在我国，无论城市或乡村住区，交通、通讯、供水、排水防涝、能源、消防、防空、医疗防疫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是由政府管控的，且针对不同类型项目，我国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规范管控，大多为改革开放以后新建，质量基本有保证。从我国住区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承受能力看，主要存在的韧性问题在于：城市老旧住宅区和农村自建房的问题类型可能是坚固性不够，可靠性较低，冗余度不足。

基层救援是住区安全与重生的基石

无论是城市住区还是乡村住区，其恢复能力除了物质的恢复能力外，更重要的就是基层社区组织和家庭（或个体）的抗击能力和恢复能力。我国的基层社区组织总体说来较为完善，在城市，从街道办事处——居民社区委员会，在农村，从乡镇政府——村民社区委员会，组织架构完整，基层社区总体承接了上级政府部门的职能传导，包括减灾防灾救灾和应急管理等职能，部分社区甚至有专项资金支持，如防洪、消防、预防犯罪等专项工作。总体说来，依靠我国政府强大的组织能力、救援能力和恢复重建能力，无论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的救援能力与恢复能力都较强。然而，在“软”的方面，基层组织在灾前预防，尤其是灾前培训、救援演练等还存在不足，也导致一旦灾害来临，无论是社区工作人员，还是社区成员，都很难快速且有序地进行自救和互救，更多是依靠各级政府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如某城市居民高层住宅发生火灾，部分居民倾向于躲在家中等待消防救援，而救援车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抵达，从而导致了人员伤亡的惨剧。

而在湖南长沙电信大楼火灾中，楼内人员积极自救，无一人伤亡。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社区进行灾前培训、救援演练，对于住区躲避灾害，迅速恢复方面是很重要的。在灾后恢复阶段，农村社区的自我恢复能力强于城市社区，能较早投入生产自救，但总体的自我恢复能力较弱，依赖性较强。

补短板，筑牢社区安全防护共同体

利用我国政府对住房建设强大的管控能力，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建筑质量鉴定、加固、改造的法律和规范。要在自然灾害普查的基础上，针对农村自建房、城中村自建房、老旧住宅区、历史街区等，全面推动建筑质量的安全普查。针对有问题的建筑，要开展专业的建筑质量鉴定；对于鉴定后不安全的建筑，应制定加固维修方案，有计划地进行建筑质量提升，从而提高城市和乡村社区建筑的承受能力。对于政府负责的公共建筑、基础设施也要有计划地进行安全普查、监测和检测，保障公共部门建构筑物的安全。

针对目前各基层政府重“硬”不重“软”的问题，应从制度、资金、人员等方面予以支持，由各灾害应急部门，如水利、自然资源、地震、住建、应急（含消防）等，在制定不同灾种的应急预案中，必须制定基层应急培训、救援演练方案，上级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由基层社区定期举办社区居民培训和演练，且让这项活动制度化、长期化，要让居民形成自救、互救习惯，一旦灾害来临，能迅速进入自救、互救状态，提高社区组织救援能力。在恢复重建阶段，也要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动性，组成社区互助组织，投身到互帮互助的恢复重建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