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天津，在不到120公里的距离内竟然分布着两座直辖市，在素以政治规格决定城市地位和资源动员能力的中国，这绝对是一个让其他经济区域羡慕和嫉妒的优势。

不过，在过往数十年的发展中，这一优势并未给区域的合作带来便利，反而形成了比其他区域更难以协调的障碍和困难。于是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当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带动下，日益形成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参与全球竞争时，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还尚在为理顺合作机制而努力。

改变从2014年春天开始，高层的介入结束了区域合作十多年来踟蹰不前的困局，最为棘手的城市定位和分工问题也正被迅速理清。两个直辖市的合作所能激发的想象空间，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不管是炒作热点城市房价，还是相关概念股的暴涨，都凸显了嗅觉敏锐的资本已然开始行动；而不断爆出的“中心”、“副中心”之争，也在政府层面打破了往日区域合作的沉寂。

所有这一切都在预示着，随着资源的重新整合和配置，在未来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以京津为核心的区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最新的进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

据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在5月28日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前不久发改委组织各部门按照综合和专题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全面深入调研，已形成了相关的调研报告。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走向深入，发改委的起草班子正在根据中央的要求，抓紧进行规划和文件的起草工作。

双城破局

从天津城市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正在迎来城市“复兴”的最好机遇。之所以称之为“复兴”，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确实曾经风光过，在近代史上，它一度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大都会，北方的经济中心。

不过和上海独占长三角龙头地位不同的是，天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北京这个邻居的影响。在以地缘与产业、人文为纽带的区域发展、城市联合成为当下区域竞争主流方式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这两座城市的关系，一直是该区域发展的重要难点之一。而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身份，也使得两个城市的协作在国内城市的合作中几无先例可循。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推向更远，从其他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经验中，可以找到一些参照。以首都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单中心模式，就是由单个城市发挥中心作用，如英国伦敦；二是复合中心模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实力较强、职能互补、社会经济联系紧密且各有优势的城市共同发挥中心作用。如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模式，日本的东京-横滨模式。

以北京与天津的现实情况来看，与东京-横滨模式最为吻合。两地可以借鉴其“首都+港口”的组合架构，形成产业上的优势互补。从历史上来看，北京与天津也曾存在过经济和首都功能协调互补的状态：北京一直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天津则主要承担经济职能。

只是后来，北京凭借着首都的独特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两地内在的联系与分工才被打破，最终使两个城市才陷入了畸形竞争。20世纪80年代，北京为避免对天津港口的依赖，舍弃离它最近的天津港，选择在天津以东的河北投资修建了自己的港口。

具体项目上的争夺同样激烈。在上世纪90年代，两地为一个乙烯工程在选址时究竟是定在北京还是天津而争论不休，最终这个项目被分成两半，在两地分别设厂。但由于没有达到相应的规模，两家厂都难逃亏损的厄运。

北京迅速做大的同时，不仅对区域内其他城市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也使自身的城市职能逐渐扭曲：这里既有着中国最为前沿的科技产业，也有着最为原始的集贸批发市场；这里既为日益紧张的公共资源而焦虑，其庞大的投资又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和人员进入；这里既是文化中心、对外交流的中心，也有着大量低端制造业。

两地的发展困局如何打破？在28日的发布会上，范恒山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北京城市功能过于集聚，人口增长过快，大城市病比较突出；京津冀三地的定位不够清晰，分工不够合理，区域内发展落差比较大；该地区城市密集，但是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比较弱。

因此在发改委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中，“优化区域功能”也被列为重要原则，“要重新审视并明确京津冀各自功能定位，以优化首都功能为重点，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同时还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