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姚市西北的泗门镇迅速完成由村庄向城市的蜕变。

生活在那里的人回忆说，早些年的泗门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江小镇，生活单调乏味。像大多数村庄一样，晚上6点以后，街道变得冷清，公共娱乐生活几乎为零。不论是看电影，还是逛商场，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余姚市区。

但现在的泗门，已拥有了多家大超市和商店，公园、图书馆这些在城市里才有的设施，泗门也有。独有的安静，让生活在交通拥堵、空气浑浊的大城市里的人艳羡。

转机源自于“试点镇”的决定。2009年12月，泗门镇被宁波确定为首批卫星城市试点单位;2010年4月，又被中央编办确定为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2010年12月，被浙江确定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镇。

被资本改变的乡村

被确定为试点后，镇级政府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余姚农村合作银行泗门支行行长鲁建梃今年5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10年开始，泗门镇设立了行政审批分中心，无论是个体工商户登记、房屋所有权登记等事情，居民们都可以在中心完成，而不必去余姚市里。

卫星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权强镇、下放管理权限。泗门镇被授予相当于县市一级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并实行部分计划单列体制。目前，泗门分中心的委托授权事项达234项，从基本建设、企业技改，到工商税务登记、权证办理，基本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泗门镇还建立了市政公用管理服务中心，具体承担一系列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泗门镇还是浙江省首个开通城市公交的乡镇。乘坐泗门镇城市公交可以到达泗门主城区至周边乡镇。

余姚市政府也对泗门镇实行重点倾斜，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土地保障力度和金融支持力度，明确该镇的财政体制相当于县一级的财政体制，并建立了镇级金库，重组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拥有新的融资平台。

大量的资金需求令资本纷沓而至。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10家银行相继落户泗门。“银行对农村城镇化的支持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余姚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沈红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然而，农村的城镇化并不简单是“改村为镇”和“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对农村经济的引导在于推进农村的工业化，用金融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工业企业、资质好的大型农户，成为各家银行争抢的对象。

鲁建梃告诉记者，泗门盛产榨菜，每到榨菜收割的季节，所有的工厂都会放假。那些不准备自己耕种的农民，可以将地租给大户。2014年，榨菜价格一直攀升，从一开始每公斤0.80元增至1.04元，全镇农户榨菜收入可比去年增加1500万元。金融对传统农业的引导主要体现在对规模种植户、合作社以及家庭农场的服务上，着重形成规模化生产。

2012年，泗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亿元，财政总收入10.0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806元，远高于全国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

资本的诱惑

在泗门镇，余姚农合行一共设有5个网点。随着城市的生长，各种金融需求也在生长。

泗门镇是人口流入镇。鲁建梃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泗门镇的商品房价大多为6000元/平方米左右，市场最好时，8000元/平方米均价的房子也比比皆是。很多外地人，来泗门镇打工，做生意，从此留在泗门镇生活，也会贷款买房。买房者可在当地落户。

不过，资本“嫌贫爱富”的面目从来就未改变。余姚有30余家商业银行，竞争激烈。股份制商业银行多集中服务于大、中型企业。地方性银行则立足发挥自身优势重点服务中、小、微企业。

浙江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多地相继爆发担保链危机。相比2010年、2011年，小微企业的总体贷款需求大幅下降，都在有意识的降低互保额度，减小担保规模。不仅扩大再生产的意愿下降，并且主业之外的投资意愿也开始下降。

银行酝酿不得不在更费力的业务上发力。早在两年前，地方性银行开始挖掘新的需求。信贷员开始地毯式地走访，和农户亲密接触，挖掘农户的贷款需求。

2012年5月，由余姚市文明办与余姚农村合作银行等部门联合推出“道德银行”，以信用抵押最高可贷款50万元。余姚市邵家邱村的农民姜海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依靠诚信抵押贷款20万元，他顺利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开办了塑料袋厂，并在一年后将贷款全部归还。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包括泗门镇在内的余姚市21个乡镇、街道均已建立了“道德银行”支行，75个行政村的671家农户，通过“道德银行”获得信用贷款5540.5万元。

与此同时，余姚泗门镇也在尝试盘活集体土地资产。农民可以利用集体土地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进行抵押，获得贷款。全国只有少数地方在探索。

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看来，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市民化形式，是当前社会代价最小、市民幸福感最好的城镇化方式。这类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城镇化了，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最具生命力。大力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乡金融同样悬隔二元

但泗门镇注定是中国农村中的少数派。泗门镇地处宁绍平原中部，位于余姚西北的中心，离余姚、慈溪、上虞三市中心城区均为20公里，距离杭州120公里，区位优势不可复制。且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资本有吸附力。如果说在泗门镇激烈的竞争迫得银行不得不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农户的贷款需求，大部分城镇还未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尽管近十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三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农村金融也一直是中央推进金融改革的重点环节，但是在实践中，农村金融“缺血”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农村金融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乡镇企业发展、涌现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的时代。然而，从2000年初，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基于收入成本的权衡考虑，从农村和农业撤离，涌向城市和发达地区，造成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和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王曙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民的融资需求更旺盛，他们所面临的资金瓶颈约束也更严重。这是北京大学的农村调研团队在20多个省份所做的田野调查统计数据所证实的一个结论。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问题。今年4月1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了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六条措施，具体包括：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加大对发展现代农业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加大政策支持等内容。紧接着，4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等内容。

王曙光认为，国务院文件向社会公众和农村金融机构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将通过更加灵活和优惠的扶持措施、更具有市场化特征的制度手段、更兼具农村发展与扶贫的均衡性政策框架，来大力推动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从而为农村经济复兴、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王曙光进一步指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的需求日益旺盛和多元化，农业企业、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以及农村小微企业等都有强烈的融资需求。这些主体，尤其是这几年迅猛发展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他们的融资需求很旺盛，他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比较多元化。应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包括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商业银行全资持有的贷款子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更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满足欠发达地区农民的融资需求，以此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收入差距拉大。

农民和市民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有更多接触财富的机会。在微观层面上，沈红波的思考是，农村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建设美丽农村的同时，让农民享有更好的金融服务。在农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趋势越发明显的背景下，“三农”金融服务的需求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作为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除了传统存、贷款外，新型信贷产品、投资理财、电子快捷支付、商务智能等金融服务应不断增强。同时，以社区银行建设为契机，着力打造金融便利店、小微企业专营网点和财富管理中心等业务平台，发展零售业务。

困惑同样存在。资本一步步雕刻新市镇，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村庄却似乎更远了。作为1960年代生人，沈红波有挥之不去的农村情结，城市的喧嚣对他已经不再有吸引力。

被资本“选中”的村庄更快速地变成城市，一部分有特色的村庄，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消失。“城镇化的单向流动机制下，一旦农民变为市民，就再无回去的可能。”沈红波说。要素并不被允许自然流动，民间资本也无法进入村落。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不仅阻碍了农民变为市民，也成为城市人建设美丽农村的阻碍。种种限制下，资本也只能带着镣铐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