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个人的偶然凑合”，而是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以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为目标，始终坚持正确政治领导，明确政治诉求，坚决以中央权威来组织和发挥无产阶级的政治优势。这说明，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没有一个权威人物或权威集团，政党就难以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存在和发展，无产阶级就难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采取有力行动。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1848—1849年公认的名人”。他不仅不迷信权威和名人，也从来不把自己视为圣人或完人，要求别人对他顶礼膜拜，并说自己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可见，对于马克思来说，除了真理以外没有什么值得他崇拜。当然，马克思的谦逊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伟大理论家的威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指明了一条彻底解放的道路。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恩格斯多次以马克思为例正面谈到了党的领袖和核心在党的事业中的作用，1847年他对路易·勃朗说，“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的领袖”，1881年他又说：“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领袖和科学理论在无产阶级政党创立和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马克思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更是重视权威和核心的重要性，认为建立新政权、建设新政权、巩固新政权，都需要核心和权威，尤其是“革命”这个“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天下最权威的东西”。他以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为例，论证了危急时刻绝对权威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他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巴黎公社最终失败，就是因为缺乏集中和权威，“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他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

对于革命理论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思想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灵魂所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他们还特别注重以科学的世界观建设党、发展党，提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把科学理论贯穿于党的章程和纲领之中，贯彻到最实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全过程。

列宁更是重视领袖和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不使集体领导落空，“应委托一个素以坚强果敢见称、善于处理实际问题并享有最大信任的同志去担负”；“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一方面，领袖作为革命阶级的权威，具有丰富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可以指导全党统一意志和行动；另一方面，领袖作为政党的核心和人民的向导，具有较高的威信，便于组织教育工农大众提升革命意识。无产阶级若缺乏领袖的领导，革命将很难完成。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且，“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当然，列宁也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领导核心和革命理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和根本要求，尤其是对于像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一个有14亿多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来说，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核心与科学理论的思想中国化，更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历经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对马克思主义“两个确立”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两个确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来说，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量，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才拥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同各种政治力量和困难挑战的较量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根本在于根据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确立起了党的领导核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的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使其深刻认识到，要建设一个坚强的党和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确立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革命理论做指导。毛泽东同志将其高度概括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和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核心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的政党是靠不住的。邓小平同志对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和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根据长期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教训指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一个“关键地位”，“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实际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也就是说，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统一全党的革命理论，导致党和红军一度游走于生死存亡的边缘。直到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并明确提出“四个服从”原则。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将毛泽东同志确立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指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才避免了走很多弯路，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古往今来，世界上一些大党、大国因缺少领导核心和革命理论做指导，最终丧失政权甚至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中国共产党百年成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继往开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确立一个领导核心和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就无法统一全党的意志，从而陷入各自为政，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局面。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就无法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无法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会成为空话。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需要。

首先，是凝聚百年大党、治理千年大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9500多万名党员的百年大党，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文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凝聚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党心民心，治理体量如此庞大的国家，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目前来讲，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国家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大事、难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运筹帷幄，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来凝聚人心。

其次，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正处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关键时刻，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中国虽然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但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任务仍然艰巨、复杂；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时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甚嚣尘上，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搞“团团伙伙”和小圈子，在政治上打压中国，在经济上制裁中国，在军事上围堵中国，支持台独、疆独、藏独、港独等分裂势力，在台湾、新疆、西藏、香港等方面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剥夺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威胁不可小觑，也对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指导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是开局“十四五”与开启新征程的需要。“十四五”时期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参与塑造全球新格局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要完成“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宏伟目标，同时又开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目标高远，任务繁重，使命艰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巩固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强化全党信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更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人民情怀、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众望所归、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两个确立”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历史幸运、时代幸运，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有了“两个确立”，就能够保障我们在惊涛骇浪面前，始终“稳坐钓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