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4月10日，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学系的孙晨光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的平行论坛上作了题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社区参与环境治理的政治化倾向》的报告。孙晨光梳理了有关“城市特大工程”的学术争论并探究这些工程深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从而使得“斯图加特21”的发展脉络与随之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能够被更好理解。

孙晨光 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学系

孙晨光首先介绍了“斯图加特21”工程，“斯图加特21”城市更新计划是旨在重建德国南部斯特加特市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的宏大工程。这项宏大的构想堪称当今欧洲之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以及大规模混合使用的开发，包括住宅、办公室和服务部门。 该项目的资金来源于德意志联邦铁路公司、联邦政府、巴登符腾堡洲、代表斯特加特的协会以及斯图加特市。

其次，就“斯图加特21”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代城市特大工程范例，阐释了发展“城市特大工程”的原因和潜在益处：①整合建设、改造和翻新城市，促进城市经济结构调整；②减少碳排放量和拥堵；③更新和升级现代化技术；④致使意识形态转向新自由主义和企业治理；⑤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优化交通和土地的使用；⑥提高国际和地区的可访问性以及城市可持续性和效率；⑦潜在的营利活动；⑧成本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建立有利可图的路线取代旧的路线）；⑨实现城市更新；⑩加强领土竞争力。之后，他介绍了城市规划中的讨喜之处，从复兴火车站这一城市规划而言，一是减少了对私家车的依赖以实现空间可持续发展；二是恢复火车站往日设计和文化昔日的繁荣；三是有助于发展多用途、简洁和公交导向的城市；四是能提升城市形象；五是鼓励经济腾飞。接着，他阐述了城市宏大项目中的困难和挑战，分为内在困难和外在挑战。内在困难包括铁路公司执行董事的变化，其他大型项目决策失误，例如房地产销售；德国联邦铁路公司财政状况吃紧，背负沉重债务等。外在挑战包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冲突，多方反对该项目，各种法律行动、请愿、公民论坛反对项目。

2010年，在拆迁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于游行要求采取公投，迫使项目发起人停止作业。当地警察采取暴力行为对抗和平示威。州和地方政府对这项“城市特大工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采取了以下措施：内在困难方面，为铁路交通部门签署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租借协议，购买额外的轨道车辆，为火车主干道房地产化提供4.59亿欧元资金，为筹备发展工程提供500000欧元资金，并修订融资协议。外在挑战方面，向公众展示项目的优点，“协同治理”，提出替代方案，保留拥有文化保育价值的旧火车总站和自然保育价值的宫廷花园，并与抗议者调解。因为该工程会破坏历史建筑，如古代宫殿，也会破坏当地社区的绿化，并砍伐老树，会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很少的公众参与，公众对决策没有产生影响；缺乏信息传播，缺乏公共监督机制和责任不清；关起门来决策；地方、地区和州议会代表并不是定期被告知参与决策以及故意限制消息的传播等原因导致了抗议的不断升级。2010年10月1日是抗议的高峰日，当时大约有10万居民参与抗议活动，当地警方用催泪弹、高压水泡、胡椒喷雾等各类恐吓手段对付反对工程的示威者，这次抗议导致了400多人受伤。而7月26日的“黑色星期四”是最严重的冲突，这也是德国历史上首次因“城市特大工程”引发的创伤性抗议。在斯图加特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冲突，由此繁衍出了社会政治性影响。社区参与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互，导致社会信任的瓦解，很难达成共识。环境问题的政治化，绿党是该项工程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也是这项工程的主要受益者，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近6年的统治地位。社会舆论出现了两级分化：由于二元阵营，导致长期的种族和阶级对抗，发现每个阵营中明确和普遍的社会分层，公众和大企业间的关系已经被重绘，人们更怀疑和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再分配，同时为左翼政治的存在培育新的土壤。这些影响深刻的体现了当下环保主义介入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民粹化隐患，这也为各国政府在日后推动社会治理政策时提供了一种警示。

（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