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4月10日，中山大学规划系袁媛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的平行论坛上作了题为《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的报告。袁媛老师以广州市同德街低收入社区的规划为例，运用虚拟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探讨同德街规划的三段发展历程、内容特点和最近一轮规划协作机制。

袁媛老师从沟通和协作式规划研究的理论背景和综述开始，切入到实证研究来分析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

首先，袁媛老师介绍了沟通-协作式规划研究背景。从1900年初期，城乡规划学科诞生，早年以物质空间规划为主导，到了19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以来，城乡规划学科经历了一个学科本身范式的发展，规划式的身份也开始转变。泰勒在他著名的著作《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这本书里提到了两个范式的转变：第一，使城乡规划学科从Design到Science的转变；第二，规划师从技术专家到沟通者的转变。在这个思想基础和现实问题的双重冲击之下，规划进入了交往理性的范式，出现了许多同源规划的模型，包括交往式规划、沟通式规划、协作规划等等。其中，沟通式规划和协作式规划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理论。协作式规划更加强调在过程中邀请相关利益群体，进入规划过程，共同体验、学习、变化和建立公共分享利益的规划过程。参与主体有规划的决策者、规划师、专家、开发商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和媒体。

在会议上，袁媛老师与大家分享广州市同德街的案例。同德街位于白云区西南部，总面积是3.59平方公里，是白云区最小的街道。于1994年获批，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典型的街道。它经过了多年的发展，走过了一个从岭南传统村落到低收入社区，低收入人口集聚地。

它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鱼骨状的交通，常年拥堵；第二个问题，设施滞后。在同德街的研究中袁媛老师使用了以下研究方法：一个是传统的文本分析法。对规划过程的文件、规划文本、说明书、媒体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和提炼、剖析规划过程；第二个采用了“虚拟民族志”的方法。在网络社区、微博、QQ群中观察记录，并亲身参与讨论，与调查对象建立密切关系，参与到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社区去，深入了解和解析公众参与的过程。第三深度访谈法。对参与主体，包括规划师，同德的街道办，以及很重要的民间咨询机构、咨询监督委员会、社区居民等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又结合问卷调查对规划编制的民意进行调查。

同德街在经历20年的发展中，有过5轮的规划编制。第一阶段的规划是政府主导型的规划。按照传统规划方法预测人口以及增长配制各种公共设施和交通设施。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设施配套和建设都赶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长。第二个阶段，实现了一个规划突破，有了小规模的公众参与。而且这时候规划师对本地居民进行了大量的详细的问卷调查、行为活动日志调查，了解居民对各类设施的需求，也对各方面的相关管理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把它的社区发展问题、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联系在一起，共同编制规划从而获得了业界的认可。第三阶段为控规的优化阶段。2012年开始，同德街的规划体现了多方利益的协作。在这个过程中，协作主体或者规划参与的主体，包括了咨询监督委员会、政府、编制规划的规划师以及媒体和居民。咨询监督委员会由居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构成的民间机构，居民比例可以代表到78%。政府是最终的决策者以及提供政策支持、规划编制和改善资金的主体。他们在优化过程中，多次现场办公，听取民意。规划师负责规划方案的协调和政策解释。媒体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负责传达各种声音，是整个过程中的舆论监督者和评价者。居民是规划实施编制过程中的最终政策受益者。他们通过微博、QQ群等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直接跟一些咨监委里面的主要成员进行网络对话。在协作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了伙伴关系，有助于共识的达成。

袁媛老师例举了高架桥的案例，来体现整个协作的过程。为解决同德街交通拥堵的问题，由居民提出建立一个疏通交通的高架桥。而规划师获得这个建议后进行了现场踏勘和技术论证。提出了三个方案，就是西线、中线和东线。后来规划师经过多轮现场调查与居民和咨监委沟通，融合了西线和中线两线方案，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高架线路的方案。

由同德街的案例，袁媛老师最后总结了三个结论：

第一，协作式规划在中国的社区层面也可以获得很好的实践，这个过程中，咨监委不仅是达成共识的平台，也取得了政府各民众的认可。

第二，规划师的角色也开始转型，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编制规划，到给社区提供方案开始到从技术人员到监督技术的协调与论证。规划师将更多的承担公共参与的组织者、促成者、意见冲突的调停者和特定价值观的辩护者的多元身份。

最后一点结论是，协作机制在未来中国城乡规划学科转型中应该得以推广，因为它适应多元社会、利益博弈、复杂的背景，也能减少规划调停的成本和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

（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