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6日上午，由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的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自由论坛十八“城市的增长与收缩”在沈阳新世界博览馆505展厅拉开序幕。论坛吸引了百余位城市规划专家、学者、同行等对城市的增长和收缩问题的关注，并就城市收缩的定义、现象、特征、判定标准和规划应对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讨论。
主持人之一张京祥教授（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首先介绍了此次论坛议题，包括：1）中国城市发展增长与收缩的环境、趋势与挑战；2）中国城市收缩的特征与机制；3）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4）中国的城乡规划如何适应增长和收缩的双重压力。张教授提出了中国城市收缩的特殊性，即空间膨胀和人口流失两者并存，比西方语境更复杂、更多样化，这要求我们需要从多角度和多视角讨论城市的增长和收缩问题。
主持人之一李郇教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认为收缩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现象，要明确其科学问题，其一是收缩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收缩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长期问题？短期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这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长期问题将引起城市衰败，城市生命周期性理论涵盖了其研究，认为收缩是短期问题，如果走向衰败，是城市生命周期性问题，如果实现城市转型、再发展，城市走向新一轮城市增长，所以我们要研究处于转型时期的现象和问题。其二，和现有的理论的关系。例如核心-边缘理论，边缘出现的衰退是什么，如果是，则符合核心-边缘理论。例如与郊区化理论的关系，郊区化引起城市中心的衰退，如果是，则应属于郊区化的范畴。关于产业机构调整，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理论，收缩研究的对象是针对这种短期衰退的空间现象，这凸显了收缩在时间和空间的识别尤为重要。如何识别收缩很关键。城市收缩是在资本全球化下的结果。在物质空间上，体现资本存量的闲置和空置；在生产、生活方面，表现为城市活力的下降。在收缩期间，代表物质空间的土地资源仍存在增长，但有活力的空间却在减少，这两者之间存在反向。近期，我们采用夜光和遥感数据，对东莞市的增长和收缩的空间进行识别，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面对收缩，在规划应对上，要采取精明发展规划，十分赞成陈鹏等提出的以指标为导向的传统规划应进行转变。
李志刚教授（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阐述了收缩城市的国际新进展与启示。在国外，“收缩城市”的概念在七十年代，已在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提出。西方文献多侧重在“何为收缩”，包括其概念、内涵和判定标准。“收缩”是包含经济、人口、地理、社会和物质的多维过程，与各个城市与国家的社会物质环境有关，如美国更注重去工业化。主要讨论的议题有尺度上移、类型、长期性、不可逆化等。可见，收缩的判定标准仍未达成共识。在应对策略方面，讨论了冲击“增长主义”，治理粹片化、缺乏经验等。同时，该议题存在悖论，即在收缩的城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不降反升，因此，收缩产生的社会效应仍有很多争论。在规划上，提倡合理精简、社会公平、综合治理等对策。在未来展望上，认为在新常态下，应更关注类型和生产机制，注重地方性特点；接受现实，应对收缩，认识收缩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开展国际比较，与中国对比，开展特色。
龙瀛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收缩城市研究网络创始人之一）
汇报了收缩研究网络过去一年的重要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上，从人口密度视角，在新的数据环境下，挖掘了中国180个收缩城市。研究著作上，出版了两本专刊，今年5月份举行了第一届收缩城市会议。未来将更加关注城市的增长和收缩这个议题是否存在矛盾。由于行政城市与实体地域存在差异，如何定义中国的城市系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要求我们要在新的数据环境下定义什么是收缩。
陈鹏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认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慢，城市发展变缓，城市发展将走向分化；增长和收缩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无可回避。然而，城市收缩不等于收缩城市，城市收缩有可能是城市内部结构调整，收缩城市则是城市整体收缩。收缩既是现象，也可以是手段、策略，但衰退只可以是现象，收缩是摆脱衰退的利器。在中国，研究“相对收缩”有更大的价值，但收缩的空间范围如何界定值得探究。他认为东北三省过往太依赖政策性资源，未来应如何应对收缩值得探讨。当前这种依赖行政手段改变人口格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经济问题行政化，治标不治本，把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未来发展策略建议采取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换体制、换机制、甚至换人（吸引全国精英）等策略。未来的规划应对需要超越城市目标和行政目标，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自由和发展）。收缩城市提升空间，收缩空间提高品质，收缩行政权利市场才会更自由。
周恺博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
致力于收缩城市的西方研究进展。在回顾西方城镇化文献的时候发现收缩城市的出现，关注点包括时间、原因（结构性收缩）、现象的界定。西方城市收缩的成因主要是：经济和人口衰退，丧失城市性，城镇化的车轮出现“卡轮”，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遇到的阻力空前增大。在规划应对上，分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包括城市运营、城市更新，文化更新等。他认为在西方研究中已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自内而外“现象+机制+对策”的理论框架。周博士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中国在过去10年的人口移动，预测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未来的研究问题：1）观念转变，“增长主义的终结”消除恐惧；2）收缩的城镇中，土地可能“回归自然”？3）规划怎么做，不是存量规划，也不是减量规划。4）建立 “紧-缩” 结合的城镇化模式。
王兴平教授（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认为空间收缩好比减肥和增重，是精明收缩，投入侧的收缩，更好的发展，人力，资源稀缺，收缩是长期贯穿的一个现象。收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空间和要素。从领域上，收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城市收缩：1）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资源供应变化，2）技术周期变化，3）体制变化，如边疆地区，这三类城市出现收缩。第二类是乡村收缩：贯穿城镇化的，乡村的收缩一直在发生。第三种是产业园区收缩：过分依赖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收缩的原因：1）要素投入引起的收缩，招商引资招不来，还有可能被招商的局面，资本变化，外来人口变化，劳动力资源供应不足，2）替补性因素，房地产替代，打着产城融合的口号，发展房地产经济，实体经济受到威胁，3）两转，海外转移+自身转移。海外转移，主要是江苏一带的产业园转移到非洲地区，目前海外的要素配置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要素配置一样，非洲、南亚、东欧是中国开发区的缩影。自身转移是指转型，即开发区转型。针对如何应对收缩，王教授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武器，产业园区发展的角色十分重要。经济收缩要想办法解决，空间收缩是可以克服的。防止经济规模的大规模收缩，但不是简单的精明收缩；积极合理高水平再开发，更新产业园区的发展机制，但要防止以空间引导发展。过剩的土地、空间资源应变成空间宏利，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更好地被激活。
张伟（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认为研究收缩的目的是防止收缩现象大规模出现。在规划应对上，政府应当研究空间绩效评估，传统规划只注重增长，但空间资源禀赋使得空间存在差异。另外，传统规划过多强调以人口来引导空间规划发展，导致人口价值是收缩了，但人口数量、人口规模都在增长；故应反思规划审查机制，重新认识人口、用地、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吴康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认为，若将时间尺度拉长，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位序可长可落，增长与收缩存在绝对性和相对性。提出当前中国的收缩城市研究中存在以下几点疑惑：1）欠发达地区的局部收缩，这一现象是收缩还是说是城镇化进程？2）特大城市收缩，各种综合要素外迁，这一现象是属于中心区衰退还是收缩？；3）工矿业城市的衰落和收缩，如石家庄，主城区和矿区逐渐呈现独立的局面；4）行政区划调整下，有些城市或地区人口下降，有些城市却增加，这一情况又如何？；5）乡镇尺度收缩。因此，空间尺度上的判断十分重要，如何界定收缩是首要课题。在中国，归纳收缩城市的现象、表征，要与西方语境有所区分，基础设施空置、废弃、空心村、郊区房屋空置，这些现象算不算收缩？东北城市是较符合西方语境，但是不是就是一定是收缩呢？收缩城市在中国的定义要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实体地域和行政体系的二元割裂，城市地域的界定，需要多维数据进行验证。
黄鼎曦博士（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认为应从空间结构入手研究，即城市形态、网络组织、内生制度（文化等）。中西方对收缩定义的语境存在差异，例如在西方，建成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中对应的要素是人口（population），人口发展则需要住房（housing），但在西方城市， 住房所需要的面积很小，多以别墅为主，房子很容易取代。因此，收缩较容易联想到衰退。在制度层面，中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存在和产生很多非正式的建设和发展，人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波动，城中村人口，人口流动à活力 & 消失à收缩。政府介入，人口再次回流。王博士还提出，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当前城市居民的不动产登记是一个很好的新视角，再加上夜光数据，可以很好地从人口和住房角度判断收缩。在规划应对上，西方多以财政手段；而在中国，仍需要改变其土地储备制度。
姜鹏博士（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信息室主任）
强调规划的科学性，我们尊重和认识城市发展规律，认识和尊重收缩也很重要。城镇化的动力，是城市创造了就业机会，创造了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产城融合不是空间问题，需要在一个宏观尺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的动力是什么？城镇发展的动力？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意味着有新的城市地区诞生，也有可能某些城市地区被取代，因此，城市发展不是线性的，是螺旋形上升，动态变化的。从信仰角度，为什么城市在收缩下，人的幸福感提高了，人依然愿意留下，大多是因为文化要素、集体回忆等影响，因此，好的人口政策才留住人才。未来应对上，鼓励体制、机制创新，例如空间宏利能否传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利器，例如多余的空间能否和别的城市置换等。然而，当前城市空间掌握在不同部门手里，规划师无法统一意见，多规合一是克服这一障碍的重要抓手。应对收缩城市也许是城市升级、去工业化的重要推手。城市发展模式需要改变，虚拟空间发展迅速，城市发展将会发生改变，面对不同危机要有统一的应对。
陈小卉研究员（学会理事、城市生态规划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认为，对于城市是否走到城市收缩的阶段存在一个疑惑。从江苏整体发展情况看，应如何判断是否收缩。目前，江苏是增量与存量并存发展的。从整体来看，收缩是否应该把城乡放一起来看。比如华南的乡村我们做了调查有40%空心，像江苏的城市有60%的城市化率，人口依旧在集聚。城市收缩也许体现在乡村空间，在乡村的收缩也是有选择的收缩。在当前的城市发展，到了平稳发展阶段，开发区会是优先收缩的地方，现在在谈新城的完善；收缩体现在园区，会体现在生产性。比如江苏市外向生产性企业，伴随外资的转移，工业用地在收缩，结构性收缩。也有学者讨论特色镇是产业发展的新引擎，还是镇的优化发展？但这都说明了某些点在集聚资源上是增长的，亦说明当前城镇乡之间存在一些新的平衡点。在生活、生产、生态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生产、大制造时代，慢慢将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消费空间往上提。从规划上讲，像增长、收缩并存我们怎么来适应这种双重压力。但也有人质疑，我们提出来的建筑效益分析、关键节点分析，然后有很多闲置用地，这些用地如何再利用恢复活力？西方有做过把沿街地方开放，作为活力激发，也是一种方法。所以针对闲置用地应该怎么做？更新的业态是什么，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从我们角度，规划需要把握的是：以往大制造阶段是城市往外推，现在的更新是新的规划红利阶段，如果解决城市病问题。所以我们在江苏提出两个圈打造，一个是五分钟便利圈，一个是十五分钟的生活圈，主要都是完善公共服务，引入日本经验，完善适应居民服务便利店、标示、借助站等；另外一个是老龄化的应对，江苏是省份里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城市整体结构老化中，是否需要考虑老龄化社区服务、交通无障碍改造、街道化改造，把尺度往回缩小。第三个，关注园区的转型，向新区的转化。从空间尺度上，比较成功的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的转型，包括苏南的自主创新园区，就不像以往的园中园套面积，现在更强调生产、生活的结合。
最后，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之一）做了总结发言，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城市增长和收缩的三个研究方向：第一点，在学术界要明确提出和承认“城市在收缩”这一命题。将城市增长和收缩放在一起讨论是认识和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响应了中央的城市工作会议；第二点，需要辩证地认识城市收缩。收缩不是一个负面的单词，收缩是一种现象，是城市发展周期中的必然阶段。我们需要判定哪些内容和方面在收缩，哪些空间在收缩、哪些在增长，要求我们需要用辩证思维思考。收缩不是一个简单的下滑。承认收缩，是我们认识城市的发展规律的过程；第三点，未来的规划应对要注重精明增长和精准发展规划。建立体系评定和反应收缩的程度。要把收缩问题与当前的城市问题相结合，如经济全球化、中心城市、乡村空心化等，也要把现象与城市发展的政策相结合，体现增长和收缩的科学价值。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听录整理，未经嘉宾审阅，如有错误，敬请谅解。）
